春秋笔法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运用

作者：

学校：年级：2011年秋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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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职称：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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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职称：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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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日期：X年X月X日

“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运用

摘要：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运用，表现在形式上的“太史公曰”，内容上的选择人物身份的定位，字里行间的个人价值评判，追溯到司马迁个人经历以及社会原因的各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关键字：春秋笔法子曰太史公曰

在文学活动中，作者往往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的思想感受和感情，而且这一现象很早就受到重视。苏珊·朗格曾指出：“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情感，并不像一个大政治家或是像一个正在大哭或是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1写作是能指的游戏，作者只是能指游戏的参与者。其行为受到游戏规则的束缚。作者作为个性之实在写作不出现，而作为作者之名，通过参与写作的游戏并保留下来。

中国思想家常说：“人我相忘，物我相忘，事理无碍，知行合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的乃是高悬的理想，并不表示他们心中没有人我，我事，理知，行天人之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有人与我，物与我，知与行，天与人之间分离分隔的观念，才能产生合一的理想。《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毛诗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荀子·乐论》中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可免也”等，都表达了文学作品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思想。就连看到某一社会现象总不忘发表一点意见或是建议，以至于在乱世一些茶馆餐馆的墙壁上总会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样，可见“个人评论”几乎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必需品了。

“春秋笔法”应运而生了，需要强调的是“春秋笔法”的运用要远远早于这一概念的出现。追溯这种以个人好恶参与的写作方法，其源头在先秦书是散文中。其中，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一、“子曰”在先秦时期的发展

（一）《史记》在创作思想上传承了《春秋》中凸显的“春秋笔法”

董仲舒概括，《春秋》的宗旨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春秋》评价评论人物和事件，是在叙述中“暗寓褒贬，微言大义”，因而遣词造句十分讲究。《文心雕龙·史传》说《春秋》“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从汉儒到刘勰都特别重视《春秋》的暗寓褒贬，直到宋代才有人表示异议。《历史记载·孔子世家》：“据鲁，亲周，故殷，运三代，约其文辞而指薄。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贱士之会实招周天子，而《春秋》伪之曰‘天子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世王者举而开之。”

"发愤著书"出自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诗三百》等著作的作者们，都是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史记》的创作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在天人关系背景下展开对人的关心和思考。受传统和时代思潮影响,“天”仍在他的关注之中,有时不免感叹天命;但人本文化的积淀和尊重客观的眼光使他更多关注的还是人,通过历史显示人的价值、作用,同时思考是哪些人、人的哪些方面在历史的发展中起作用。从写作意图和司马迁的个人倾向，人生经历的复杂根源来看，《史记》不可能不带着作者个人性的东西。

（二）“子曰”到“太史公曰”的发展

《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在严谨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的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左传》创立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的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在严谨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的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世史传文学所继承。《左传》创立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的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

“发愤著书”出自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认为《周易》、《春秋》等著作的作者们都是为了把自己的主张想法表达出来，流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所以在《史记》中有明显的“春秋笔法”的痕迹。《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不虚美、不隐恶”,客观地记录历史,一般并不直接发表作者的观点,本文论述司马迁对人的认识,把握作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其主要依据有:引用“太史公曰”...。

《史记‘刺客列传》中太史公是这样说的，他先举“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角生”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引世人对荆轲刺秦这件事的看法，来阐释自己的看着法：“自曹沫至荆轲五人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重后世，岂妄也哉！”总的来说司马迁对这些“刺客”持的是称赞态度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世人提到“刺客”，便觉得那是个冷血无情，杀人如麻的郐子手，而司马迁是第一个把刺客当成“列传”写进历史的人。这其中并非仅仅包含着司马迁个人情感，在当时封建社会时期一些正统思想使世人变得麻蔽，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及个人思考，司马迁却能以一种缘于历史现实且高于大众的眼光来如实评判历史，评判其中的人物。虽然“太史公曰”只是司马迁一家之言，但后世的人看来却是历史正义真实的呼声。

《游侠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记述了汉代著名的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的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

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质。“太史公曰：游侠豪倨，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脱季，剧孟定卿。急人之难，免雠于更，伟哉翁伯，人貌荣名。”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看来却成为倾倒天下的大众英雄，并且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的愤慨，揭示了汉朝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的本质，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史记》一书的人民性。当然，作者对那些视为“宋家之羞的盗趾居民间者”式的豪侠却加以否定和鞭挞。同时作者借儒侠，又写公孙弘等的诛侠之常，委婉地表现了作者的愤激之情，“真极用意文字”（姚苎田《史记精华录》）

“太史公曰”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感情浓厚，爱憎好恶之情流溢在字里行间，体现了司马迁的政治观、史学观和文学观。《史记》继承了春秋笔法，但并没有影响它的实录，对于流传的史实或传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虽进行选择，往往在评论中简略提出老法和线索给读者。

二、《史记》中引用的“一字寓褒贬”的例子

《礼记‘曲礼》中对“死”的说法：“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卿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死曰死”。帝颛顼贵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写道：“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史记‘夏本纪》中最为明显，司马迁为罗列夏的各代君王连用了十多个“崩”，均以“某某崩，某某立？的句式。“崩”字足以说明这个死去的人生前的地位，代天承命，当他离去的时候就如同“山陵崩摧”给国家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周朝时无论是哪个诸侯国的国君死去都用“卒”。也许这便应证了孟子的那句老话“春秋无义战”吧，把一个诸侯的位置降至“大夫”要在当时，谁都不会愿意的，但是历史的车轮已经从春秋转到了西汉。司马迁才这样大义凛然的用太史公的笔来评论它，这也为后世评判提供了一个角度。

孔子一介布衣，虽说在鲁国当过一段时间的中都宰，那已经是很多年的事了。从孔子周游列国直到七个岁才回到鲁国，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孔子一直是个庶人，他七十三岁去世这个身份也没有改变。而《史记》中这样说：“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卒”足以可见司马迁是极尊重孔子的。

“征”天子攻诸侯，攻无道者；“伐”常同“征”连用，也带有褒义。“征伐以计其不然”，“征”和“伐”是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袭”比“侵”更富于隐藏性和突然性，是偷袭。“攻”等字在《史记》中多次出现，无论是“正义”或是非“正义”都包含着司马迁个人感情的体现。

三《史记》对“太史公曰”的发展

《史记》的创作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某些历史人物，司马迁有着他的特殊的考虑。例如项羽，他并没有统一天下称帝，虽然他在反秦斗争中起的领导作用“三年，遂将五诸侯灭，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但依照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