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文化

关于人格的定义有很多，我国心理学界一般认为，每个人的行为、心理都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就是人格。人格特征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隐藏在内部的。对人格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中西方人格的差异恰恰就表现与此。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包蕴于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之中，是中西方文化传统深层的价值本性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映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人格观念

陈元晖先生在其《论儒化》中指出:“文化熏陶是形成人们的性格和人格的最重要因素。……文化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客观基础,它与高级神经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人的心理的两根柱石。”[4]我们认为,人格的形成受到基因和环境两方面的影响。而后者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影响。文化通过语言和行为模式传递,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人们用共有的语言交流,从而相互影响。在其他因素中,生态学依次塑造了社会化模式,形成一些人格的变式

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的区别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发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空论玄谈盛行，科学衰微和商业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之所在。科学技术被视为淫技奇巧，商人被贬为四民之末，从而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尽管发达却难于付诸施用，商业发展缓慢，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到了近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功利主义对于催生后世资本主义萌芽取着催化剂地作用，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变得非常地残酷和血腥。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西方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在西方历史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不衰，构成了西方主流价值取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社会亘古不变的信条。在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利益观念的驱动下，科学与技术在西方尤为受到重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西方非常发达。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求新奇、好创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

二、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的区别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人

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 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 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像“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因此，对于对形成的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加于夸大，也不能过于缩小，既不能过于强调，也不能随意忽视，而应该客观、公正。正如罗素所说的“目前的科学不能完整地说明国民性问题。气候和经济环境虽说明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三、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的区别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一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对于自然，由于“天道远，人道迩”，过于执迷于对虚幻天道的探求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徒劳的。我们只须向内心诉求，人心中就蕴涵着自然的普遍法则。能知性，知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轻天道，重道德而轻知识。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从而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普遍认为: 1990 年的中国和孔子时代的中国别无二致。“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