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

摘要：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关键词：韩愈；宋；契嵩；儒释互动

唐宋时期，韩愈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一个由高到低的转折过程，此已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杨国安《试论北宋儒学的演进与韩愈地位的变化》一文对韩愈在宋代的地位演变及其原因作了初步讨论，但没有注意到儒释互动对韩愈地位转折的影响。韩愈地位在宋代的转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宋代新儒学的逐渐成熟。而促成宋人对韩愈评价由高转低的一个关节点，则是僧人契嵩的非韩。陈斐《契嵩“非韩”与宋代的儒释互动》一文讨论了契嵩非韩和儒释互动的关系，但其文旨在于讨论佛教对儒学的吸收和改造，并未注意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转折之间的关系。本文先述论韩愈见重于世的过程，进而讨论契嵩非韩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韩愈地位跌落的影响。

一、韩愈之渐重

韩愈乃当时文宗，他提倡古文，复兴儒学，排斥佛老，揭发儒家道统，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巨大影响。韩愈自待也甚重，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说：“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隐然以自己接续道统。他曾明确宣称：“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以为道。”更曾明确说：“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弟子、学友也对韩愈推崇甚高。张籍说：“执事聪明文章，与孟子、扬雄相若，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为乎?”并希望韩愈“嗣孟子、扬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李翱则称韩愈使“六经之学，绝而复新”，皇甫浞也赞韩愈“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林简言上书韩愈书云：“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唏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赵德亦云：“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均对韩愈复兴儒道之功推崇备至，但仍以韩愈列于孟子之后。

此后，韩愈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继续攀升。唐末，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嗔视，诟之(佛老)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荀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以韩愈比于孟子。皮日休还上书恳请以韩愈配享孔子，而此时孟子尚未得入孔庙。唐末五代的牛希济也说：“古人之道，殆以中绝，赖韩吏部独正之于千载之下，使圣人之旨复新。”于此，韩愈地位渐有超越孟子之势。

入宋以后，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重倡和发展，韩愈更加受到重视。柳开说：“孟、荀、扬、韩，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人乎室，必由之。”在柳开看来，韩愈的地位还在孟、荀、扬之上，他在《昌黎集后序》中写道：“先生于时作文章，讽咏规戒，答论问说，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与柳开同时和稍晚的参与儒学复兴运动的士人，无不极力推尊韩愈，何亮就说：“韩愈奋不逐时俗，故其道如荀、孟无愧色。”到宋仁宗时期，“庆历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极力推尊韩愈，韩愈的地位也在此期间达至顶点。石介在读《原道》时感慨地说：“(韩愈)推明《洪范》、《周礼》、《春秋》、《孟子》之书则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轲之功，则吏部不为少矣。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在石介看来，韩愈于千载之后、儒道极弊之时复振儒道，其艰难的程度和功绩都不在孟子之下，所以他认为韩愈至少不下于箕子、孟子。他又曾说：“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

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数百年复有吏部。”明确认为韩愈度越盂、荀、扬、王，直以韩愈接次孔子。

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契嵩是北宋仁宗、英宗时期的著名僧人，他于宋代学术思想的转变颇有影响。契嵩深谙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思想取向和最新进展，他在石介等人排佛最为激烈的时期出面迎战，不仅遏制了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而且以性命之学接引士大夫，开启了士人谈禅的风气。㈣韩愈提倡儒家道统之说，极力排斥佛老，这既是北宋前期士人排佛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因，又是韩愈地位不断拔高的重要原因。在契嵩成名之前，韩愈早已成了士人排佛的思想标杆。契嵩要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那么拔掉韩愈这个排佛的思想标杆无疑是相当有效的一个策略。契嵩《非韩》三十篇三万余言，专门系统地攻击韩愈，即是为此而作。

《非韩》辨及韩愈《原道》、《原性》、《原人》等等韩愈最具思想性的文字，亦辨及韩愈之性格和行事风格。其于《原道》一篇议论最多，独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显然与韩愈《原道》排佛老、倡儒道、列道统有关，而韩愈最受后人重视的一篇文字，也就是《原道》。综观《非韩》三十篇，契嵩所论固然不少门户之见，但一些论断也确实指到了韩愈的要害。后来的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韩愈急于求仕和韩愈并未真正领悟儒道。对韩愈

不知道的批评，又主要包括韩愈对儒道的阐释和韩愈的性三品说两点。等等这些，其实都源自契嵩《非韩》。

契嵩对韩愈急于求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非韩》第八篇。该篇专门批评韩愈不甘淡泊，竟然上书自荐求仕，云：“韩子以三书自荐，求用于宰相，吾读之未始不为叹息。世谓韩子若继圣之贤之出也，余谓圣贤进退语默动有师法，不宜与常士相浮沉也。”契嵩反复引用经典，尤其引用《孟子》“所就三，所去三”之说以证明士人不当自荐求进，其篇末云：或曰：“韩子之时，其取士之道异乎古也，韩子盖因其时而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后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韩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责其时之宰相，当是何不念?今之时与古异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岂谋身即谓随时而责人即谓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为意耶?然聘士之礼，何世无之?唐之时，亦尚闻以礼而诏其隐者也，岂有遗圣贤而不聘耶?《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

可知也。’此韩子之徒。亦宜思之也。”此同理学家杨时与弟子的一段对话极其相似：或曰：“居今之世，出处去就不必一一中节，欲其一一中节，则道不得行矣。”杨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两处“或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