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再分析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再分析

作者：庞博孙丁贺

来源：《学理论·中》2013年第01期

摘要：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实践与尝试，苏联由于其自身的痼疾而走向了亡国亡党之路。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其不合适的社会主义模式及长期以来在此模式下所逐渐积累的弊端是其亡国亡党的根本原因，而戈尔巴乔夫忽视国情的冒进改革则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从外部加速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自身瓦解。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原因；教训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30-02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伟大成功实践，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由理论变为了现实，为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探讨与实践提供了范例与榜样。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却最终走向了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其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无视国情发展实际的必然结果。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是种种错综复杂原因的“合力”的结果，其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的不足与弊端的长期积累是其亡国亡党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在由此而导致的种种矛盾日益明显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索，是其亡国亡党的直接原因，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的“和平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外因，从外部加速了其亡国亡党的过程。

一、苏联模式的积弊——苏联亡国亡党的根本原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依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国情对其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当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缺陷与不足，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过度集权的模式将其缺陷充分发展与暴露出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部矛盾逐渐激化。

（一）政治的过度集权导致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与人民大众矛盾的加深

社会主义的苏联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过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度，监督机制软弱无力并且效率低下并设置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并赋予其特权。这样的政治体制大大缩小了民主的范畴，斯大林模式的过度集权，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尤其是干部人事权过分集中于中央的个别机构或个人，这就严重削弱了党和苏维埃的选举制度与监督制度，造成政治生活民主太少，极大激化了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与人民大

众的矛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并滋生了个人迷信和专权，严重威胁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平稳运行。

（二）经济的过度集中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加深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管理体制上过度集中，管理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过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自由，企业完全按照国家的计划指令去组织生产，结果导致速度高而效率差。并且，国家的指令由于远离了具体的经济运行，往往是盲目的，滞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大，社会分工的日益过密，过度集中的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了，并且，在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又无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采取了极端冒进的经济政策，从而严重激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威胁着上层建筑的稳固性。

（三）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导致个人崇拜盛行，人民思想僵化

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特点，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公共舆论一律。于是，个人崇拜的神话开始弥漫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斯大林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神圣原则，它是衡量公民是否有觉悟，是否认识真理的最高思想原则，是判断公民是否忠于党的主要政治标准，是界定某人是否是“人民公敌”的主要政治标准，甚至成了界定公民是否触犯法律的一条潜规则，并且越演越烈，“斯大林成了真理”。个人崇拜极度盛行带来的是领导的专权和人民大众思想的僵化，“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可悲的”，再加上对真理标准的忽视和对真理的寻求放弃，苏联的各个方面都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

从根本上说，苏联模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设想与建构，体制上缺点重重，并且在体制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又无视本国国情发展的实际，过度集权，急于求成，过度集权的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的需要，过度集权的经济模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与矛盾的被激化决定社会必须变革。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亡国亡党的直接原因

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日益积累与暴露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登上了苏联的历史舞台，用所谓的“新思维”对苏联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试图力挽狂澜，救苏联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正是所谓的新思维与人道主义改革将苏联引进了死胡同，直接导致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199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和体制的弊端缺乏客观的分析，急于求成的思想再次作祟。他推行“加速战略”，试图在三五年内解决几十年内遗留下来的问题，从根本上改革“僵化的权力体制”，但结果却是欲速则不

达，改革未见成效，反而造成了混乱，这种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苏共指导思想和社会意识的急剧转变：从对改革期望过高，转而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结果，苏联从所谓的“加速改革”转向了依靠西方的指点教化，只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全线崩溃。

戈尔巴乔夫又提出新思维和“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试图将全人类的价值延伸到“普遍的民主因素”，延伸到不分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主张以此来对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这就从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不民主、不人道状况发展到全面否定苏联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成就，使得改革的方针、任务完全变形，从“完善社会主义”变为“通过更新社会结构来更新社会主义”。同时，新思维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势力退让，在国内向反社会主义势力退让，直到主张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这种纲领性、方向性的错误在苏联改革中占据支配地位，也就把社会主义苏联一步步地引向危机、混乱、衰落和解体的深渊。

戈尔巴乔夫漠视历史，脱离国情的改革不仅很快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而且也为地方割据的形成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结果在更多的方面造成了紊乱，平衡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打破，使苏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危机重重，错误的改革决策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

更为严重的是，冒进的不适宜的改革严重威胁到苏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把苏共看作是改革的障碍，进而迎合反对派取消党的政治垄断地位的要求，盲目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使苏共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平等竞争的议会党，一步步丧失其领导权。并且，在改革过程中，苏共自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政治先锋队成了一般的政治组织。特别是苏共政策的不断出错以及党内的混乱，又使得广大党员和群众对苏共失去了信心。苏共影响的不断衰弱和组织上的瓦解，使苏联失去了最重要的稳定因素，也最终使得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难以维系。

三、西方“和平演变”的长期威胁——苏联亡国亡党的外部原因

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由于其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和社会形态的超越性，苏联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颠覆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进行的。在政治上，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民主观，在经济上，采用冷战政策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并不断渗透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与极端的军事战争不同，“和平演变”不会造成颠覆性的顷刻间的彻底毁灭，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渗透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上的制约更使苏联举步维艰。自身的不足与薄弱，使苏联无力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苏联在改革方面出现困境的机会，更强有力地推行他们的政策，在外部加速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解体。

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是内外矛盾激化的解决方式，有其历史的、制度的必然性，也是种种偶然因素参与推动的结果。对实践的忽视，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