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卡夫卡的《变形记》 之现代文明对亲情的消解

浅谈卡夫卡的《变形记》

之现代文明对亲情的消解

摘要：卡夫卡的《变形记》描写的是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大甲虫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格里高尔有两次变形：先是由人变成兽，最后兽身死亡，复归人性。从而极其有力地揭示出了在巨大的现代文明挤压之下，不堪重负的现代人精神世界被迫不断扭曲异化的这样一种社会现实。而本文主要就其现代文明对亲情的消解进行浅析。

关键字：表现主义亲情金钱孤独

卡夫卡是一位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家，他作品的主题与创作风格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与艺术传统的激烈悖逆。他极力表现的是他对人生与人类社会的自我感受，尤其是忧心忡忡、满怀激愤的人生感受。其做法是对现实主义艺术观所谓的客观世界的外部特征施以强烈的夸张和扭曲，同时象征出种种极端化的情感⑴。而这种做法在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显得尤为必要，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覆灭的时代，当时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在西方，科技飞跃，经济恐慌，劳资冲突，再加上世界大战，整个社会处于变更和动荡中。敏感、孤僻、忧郁的他目睹了种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被机器致残而无法生存的工人，使他认识到这样的社会是荒诞、混乱而毫无希望的，这种生存环境必定要摧残人性。而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甚至沦为毫无人性的工具。正如小说里的格里高尔一样，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从来没有设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满脑子都是家庭和工作，即使变形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也是：“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人克服目前的情况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⑵。而卡夫卡的高超就在于此，运用这样一种荒诞的手法，表现了家人对变形后格里高尔的冷漠和嫌弃，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在现代文明挤压下，人性的扭曲和最宝贵的亲情的丧失。

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之后，一边打算着起床穿衣，赶上班的早车，一边想到自己目前生活和工作的恼人处境：一方面，他负担着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他不仅需要努力工作以使一家人衣食有着，而且还必须加倍辛劳以慢慢抵偿父亲欠下的债款。另一方面，他又对公司的工作及那里的一切极其反感，他讨厌公司里那个盛气凌人的老板，但愿能把这个老家伙气得从高高的桌面上一头栽下来；讨厌自己的那份工作，琐屑的旅行推销员的差事是那样令他疲于奔命，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仍是难以胜任；讨厌公司的秘书主任会在他未能按时上班后前来登门问罪，指责他工作成绩十分不尽人意，以及威胁他在公司里的职位也因之岌岌可危；讨厌他不能实施以请假的方式来缓解一下的念头，因为公司不相信它的雇员还会生病，在它眼中，“除了健康的懒人之外，再没有第二种人。”因此，就算他真的病了，还是同样不能逃脱前去上班的责任。因此这天早晨醒来，他不禁怒火中烧，发出诅咒“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就在这个瞬间，他感到肚皮上有点发痒，于是伸出一条细腿去搔，可一触到自己的新身体，他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其中发生的变化，立即浑身起了一阵寒颤。啊！他真的变成了一只与人类社会绝缘的大甲虫，作为一个大甲虫，他不再承担人的义务，不再是公司的职员、上司的下属，也不再承担家人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⑶也因此他曾为能承担家庭责任而感到的那份骄傲也从此消失了。但他仍然具有人的意识，在刚意识到自己变形的时候，他会为不能按时赶车上班而不安，他担心失去工作，他努力想从床上起身，继续做他“那份累人的差事”。他看着闹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没有按时起床，想着自己肯定逃不过上司的一顿申斥；他依旧爱着家人，渴望表达对家人的关心，渴望得到家人的关心。在妹妹进来给他送饭的时候，他总会赶紧把丑陋的躯体藏在沙发底下，“虽然他极想从沙发底下冲出来，趴在她的脚边”；当他听到家人的谈话说到“挣钱养家的问题”，他“总是放开了门，扑倒在门口冰凉的沙发上，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⑷，当知道他们有私房钱，足以度过至少两年的难关而不至于使一家人马上陷于困顿时，他又不得不承认父母瞒着他藏私房钱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甚至希望等下一次开门的时候，他要完全像以前那样管起家中的事；为了尽可能考虑父母的感受和

顾及他们的面子，他甚至不愿白天在窗户附近露面；作为甲虫的他，仍然懂得欣赏动听的音乐，当听到妹妹优美的小提琴声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被吸引；他会比平时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渴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帮助。从以上他作为甲虫之后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他显然不是家人想象中的怪物，相反，他仍然是以前的那个为家庭而牺牲自我的格里高尔。

而家人对格里高尔变形前后态度的转变，让我深刻体会到亲情也可以呈现为另一种样子——畸形不堪的样子。在格里高尔还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和物质基础时，他是受家人尊敬和喜欢的，即使他变形之后，家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时候，他们对他也是关心的，先是母亲那种柔和的声音：“格雷戈尔，六点三刻了，你不是还得赶火车吗？”接着是父亲的声音，妹妹的声音，无一例外都是带着关怀的催促。接着他们为他寻找医生来给他看病、找锁匠来打开他的房门，这些都令他倍感温暖。可当他出来向秘书主任表白自己：“会重新摆脱困境”，“会更兢兢业业地工作”时，母亲昏倒在地，父亲不知所措，他们感到无比震惊、害怕、伤心而又无措。但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一向和他感情很好的妹妹开始照顾哥哥，母亲也求父亲别伤害自己的儿子，他们会不时关心着格里高尔“行为举止怎么样，是否多少有些好转的迹象”，希望这个噩梦般的事件快点过去，格里高尔快点恢复过来，毕竟他们的生活需要格里高尔挣钱来支撑。但是格里高尔始终没能恢复过来，他的虫性越来越明显，他失去了人的习性，开始厌恶人类的食物，不喜欢喝牛奶而喜欢吃腐烂的东西，并且总是躲在沙发下或是倒挂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等，原来的生活支撑现在完全变成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家人感到绝望疲惫而厌憎。在作品中虫形人性的格里高尔从房间里共冲出来三次：第一次就是上面提到的他要向秘书主任和家人解释他的不幸，以及他会重返工作岗位的决心，结果工作丢掉，父亲用报纸和拐杖赶他回屋，挤伤了一条腿；第二次，他要保护自己的画、自己的写字台，这些是自己生活的记忆和意义，他冲出来阻止母亲和妹妹搬东西，结果被父亲用苹果袭击，结果有一只苹果永久嵌在了他的背上；第三次他被妹妹的提琴声吸引，他要保护妹妹，他不允许艺术被粗俗亵渎，这次倒没有人打他，却用语言杀死了他。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妹妹，在格里高尔没有变形之前，他就答应一定要送妹妹进音乐学院学习，而哥哥变形之后，妹妹一开始也是精心照料，给他打扫房间和送食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做得越来越不耐烦，不知什么时候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家里的老妈子。而这次他夸张的形体吓退了房客，几乎断送了新的经济来源，这令妹妹爆发了，她所说的话无疑宣布了格利高尔的死刑：“他，格利高尔，必须离开这儿”，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格利高尔实际上已经死了，这么久一直相信那只甲虫就是格利高尔“是我们的真正不幸”，总之，“我们必须摆脱它”⑸。直到最后连最爱他的妹妹都忍不住要告诉他真相了：“你已经死了。”直到这时，他才似乎如梦初醒。

其实格里高尔试图反抗过，在他变形后，他就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无法表达内心的诉求，只能默默地忍受来自人类对他的各种非议以及家人的嫌弃。但是他比平时更加努力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能灵敏地听到家人的对话，只是被父亲那个想当然的想法（我们听不懂他说话，他当然也就听不懂我们说话）所淹没了，由此可以看出：父亲，从一开始就把格利高尔看成了一只真正的甲虫并给予他两次重大的伤害，深深陷入格利高尔后背的那只大苹果成为一个极端恶毒的象征⑹。另外，当他看到自己房间里家具——那时他的人类身份的标志——一件件地被搬走时，他的内心充满了世界塌陷的恐惧，“难道他真的要让人把这间温暖的、配备着舒适的祖传家具的房间变成一个洞窟？”于是他竭力维护那幅穿着一身皮毛衣服的女士的画像，为此不惜惊吓到母亲和妹妹以及被父亲毒打。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灾难，格里高尔甚至曾设想：“类似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会不会有朝一日也让秘书主任碰上，其实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最终他几乎什么反抗的行动也没有。最后，他的卧室成了他的囚室，彻底地与世隔绝，在痛苦的孤独中默默死去。在黑暗中，“不久他便发现，他现在几乎再也动弹不了了……他虽然感到浑身疼痛，但是他觉得，疼痛仿佛在渐渐减轻，最终似乎会完全消失……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