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物(15)傅增湘
启功先生字元白
启功先生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
启功先生出身于皇族支系，但根据爵位累降制的规定，他家族逐渐没落。
先生一周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他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
四岁时即入私塾读书。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先生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
不幸的是，1922年先生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先生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只得过起举步维艰的生活。
直到1924年，先生12岁时，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遭遇，酬资仗义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但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在此期间及之后，由于先生想找到一份喜爱并适宜的职业，曾先后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
其间，为维持生计，先生曾教过家馆。
1933年，经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介绍，先生得以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
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他从此遇到了培育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
陈校长先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他“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而辞退。
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辞退。
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的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为了维持生活，先生只得不辞辛苦，教两处家馆，闲时便集中精力读书，研究书法绘画。
这时他的绘画在社会上已名声雀起，间或可以出售，补贴家用。
陈垣先生坚信启功先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便于1938年秋季开学时，请他回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
这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于是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
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辅仁大学和教育岗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辅仁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
启功先生和他的几位恩师
启功先生和他的几位恩师作者：赵仁珪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1年第18期“敬老崇文”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办馆方针，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和从事这一事业的资深文人的尊重。
这些人在享受这一尊重的同時，也应该身体力行地传承这一美德。
已故的第六任老馆长启功先生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和恩师之间的感人故事就是对“敬老崇文”的最好诠释。
翻检一下启先生所写的各种简历，即使仅仅三四百字，也必定详尽地填上自己从何年、从师何人及何业。
他的解释是：如果没有他们过去的教诲，就没有我现在的启功，他们就是我的大树，就是我的井，就是我学、艺生命的源头。
而在生活中启先生也常在各种场合谈起这些老师：戴姜福、贾羲民、吴镜汀、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等人，当然还有他的大恩师陈垣先生，并饱含感情地写下很多纪念文章，如《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及纪念陈垣先生的长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等。
终身不渝的感恩之心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敬”与“崇”，首先要保有一颗由衷的、终身不渝的感恩之心，这才称得上人性善、人性美，这才能与那种用之则敬，不用则弃，以致借标榜老师来树立自己的功利之徒、市侩小人判若云泥。
贾羲民（字尔鲁）先生，是启先生学习绘画的第一位老师，贾先生虽在绘画史上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博通经史，尤善于书画鉴定，他的画属于典型的“文人画”。
这种画风对启先生影响至深。
而启先生从他身上受惠最深的当数书画鉴赏和鉴定。
那时故宫每月前三天的门票由一元优惠到三角，贾先生每月都趁机带启先生去看画，边看边讲，启先生自称自己的书画知识就是这样“熏”出来的，并常感慨道：“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
”吴镜汀（名熙曾）先生的画名就高得多了。
他的画更注重画理安排和笔墨技巧，在当时被称为“内行画”，尤擅长模仿和解析不同画家的不同笔法，并示范、传授给学生。
在吴先生的指导下，启先生临摹了很多大师的作品，不但在绘画技巧上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大大提高了鉴别能力，因为一看笔法，就知道这是谁的习惯和路数。
启功其人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
人物生平
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
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
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
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
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导语：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他的继任者蒋梦麟认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对此学者智效民评论道："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作为满清遗物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
这座清末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
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由于学生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识的深浅，只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的教员，特别受欢迎，因为将来毕业后“有人提携”，有阔老师做靠山。
他要求北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他又要求学生“砥砺德行”，“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敬爱师友”等。
他还提倡让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独立去评判。
他还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
主张沟通文理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但使北大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开创了近代高校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
新见汪藻《世说叙录》遗文考论_
2023 年第 4 期第 63 卷（总 304 期）No.4 2023Vol.63 General No.304新见汪藻《世说叙录》遗文考论 *宁稼雨摘要：以新见汪藻《世说叙录》遗文为基础，系统梳理汪藻《世说叙录》文献信息，用新见遗文与现存尊经阁本汪藻《世说叙录》进行对照勘比，可以发现：遗文中关于敬胤注的材料多于以往尊经阁本，可为敬胤注研究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其《小字录》和《姑苏志》所记相关人物事迹可补正《世说人物谱》之悬疑缺失文字，加强《世说人物谱》的研究深度。
因而这些遗文对《世说叙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 新见； 汪藻； 《世说叙录》； 遗文； 敬胤；《世说人物谱》DOI ：10.13471/ki.jsysusse.2023.04.003宋代汪藻《世说叙录》是《世说新语》问世以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它在史志中的著录情况和文献演变情况，都关系到《世说新语》研究的很多重要问题，如敬胤注的问题和《世说人物谱》研究等。
但因目前传世的汪藻《世说叙录》全本只有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所附本，人们只能利用尊经阁本汪藻《世说叙录》来进行相关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汪藻《世说叙录》暨《世说新语》的深入研究。
笔者最近发现一些汪藻《世说叙录》遗文，这些文字与尊经阁本汪藻《世说叙录》互有出入。
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汪藻《世说叙录》和相关问题都有文献价值。
现不揣浅陋，分享给学界，求正方家。
一、汪藻《世说叙录》著录与传本情况南宋时期两部目录文献载有汪藻《世说叙录》，先是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著录了以下几种与《世说新语》有关的文献版本：《世说》、《续世说》、《刘孝标俗说》（或为“小说”之误）、《世说新语》、《世说叙录》。
①这里将《世说新语》有关的五种文献分别列出，说明它们是各自独立成书的。
但其中《世说叙录》作者是谁，分卷多少，内容如何，都不明确。
而南宋陈振孙则进一步解释了这些悬念，补充了相关信息：《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
名家手稿提善工作述略
名家手稿提善工作述略李小文提善工作是2006至2007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重要工作，善本部和善本组一直高度重视并具体实施落实，目前工作已告一段落。
现仅就名家手稿的提善做一简述。
一、提善工作的背景、作用和意义1．名家手稿面临的现状名家手稿因具有研究与收藏的双重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手稿是名家一字一句亲笔手书的孤本、珍本特藏品，这不仅因为前辈名家的手稿已随他们的故去“不可再生”，还由于电脑写作的普及使现代名家的文稿变得日见稀少，因而手稿的市场价格持续走高。
而我馆普通古籍藏书数量巨大，其中不少手稿类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当属善本予以保藏。
2006年馆领导部署提善工作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机缘的。
虽然之前名家手稿也有一些是“中采组转”或“线装组转”来的，但像这次这样大规模提善尚无前例。
名家手稿提善作为提善工作的一部分，机会难得。
2．馆藏手稿类文献得以整合提善的决策是顺应当前善本古籍手稿等特藏所面临的形势及馆里的实际状况而做出的，这项工作使馆藏手稿得以科学调整，完成此类文献的梳理整合。
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使一些在善本部和普通古籍两处都有的名家手稿，通过提善得以集中，有利于手稿的保存保护和查询。
如朱希祖手稿在名家手稿文库有35 种，在古籍馆有9 种，朱氏日记在善本有2种，在普通古籍有2种，前几年朱家后人查看其手稿要跑两处地方；前馆长马叙伦手稿在善本有20 种，在普通古籍有4种；邓广铭手稿在善本有3种，在普通古籍有1种，为其重要著作《岳飞的生平》；考古学家郭宝钧手稿在善本有2种，为《古玉新诠》和《中国古代的铜器艺术》（高君箴赠），在普通古籍有1种《中国古器物学大纲——铜器篇》，几乎就是前者的姊妹篇；还有文革前入藏的徐志摩日记等手稿藏在名家手稿库，而陆小曼抄录的徐志摩日记则入藏在普通古籍库，二者是一起来馆的吗？为什么会分置两处呢？若不是有研究徐、陆的学者向我们提供信息，我们还不清楚这两个人的手稿会有这样的分割。
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的故居
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的故居
――曹家树
傅增湘故居，位于桐梓镇双江村花园头组花园头。
该故居坐西向东，条石基础，石作素面台基，竹泥夹壁墙，三穿用七柱九檩，穿逗式梁架，单檐悬山式屋顶，面阔三间14.7米，进深9.6米，通高7.9米，建筑面积76平方米。
据知，1949年解放时，此故居传给傅增湘幺弟傅增淞之子傅襄莫。
傅襄莫被评为地主后，此故居则被分给李正友等三个村民所有。
李正友分得明间，肖文虎与熊志华分别分得左次间与右次间。
故居的左稍间与天井、花园被拆毁。
此故居被世人称为“翰林宅”与“花园头”。
1998年版《江安县志》的人物记载：现当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1872-1949），字澜沅，又字沅淑。
别号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
祖父名诚，曾任河北通判。
父世榕，曾任河北藁城及怀安知县。
傅与其兄和弟三人均中进士，傅与其兄两人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一门三进士两翰林，世称“江安三傅”。
傅氏共四弟兄，幺弟增淞，业儒未出任。
2010年，江安县人民政府将此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点。
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中考语文二模试卷
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中考语文二模试卷试题数：13，总分：1001.（问答题，4分）为了解古籍保护现状，学校组织同学们参观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
请根据要求，完成下列任务。
第一展厅主题为“国宝吉光”。
阅读下面的介绍材料，完成问题。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脉绵延数千载的历史见证。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从古老的甲骨卜辞、钟鼎金文、碑铭石刻、简册帛书，到写印在纸张上的书籍手卷，中华典籍记述了历朝历代人们在典章制度、军事、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伟大成就，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
本展厅汇集了国内20 多家图书馆、博物馆的珍贵文献 100 余种，大部分展出文献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录》的珍品。
如《资治通鉴》残稿，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仅存的司马光手稿；宋端平本《楚辞集注》为海内孤本，是目前宋本中年代较早且最完整的一部。
（1）图 1 是“典”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像绳子把竹条连缀起来；下面是“”，像人的两只手捧着，以示恭敬。
根据字形及上面材料，你认为“典籍”在这里的意思是 ___（2）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河东先生集》（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被誉为宋版书中的“无上神品”。
其作者是① ___ ，“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被贬永州时创作的大量作品就收录在此集中，如我们学过的他的作品《② ___ 》。
2.（问答题，4分）第二展厅主题为“百代芸香”。
阅读同学们整理的参观材料，完成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藏书的传统。
近现代以来，众多私人藏书家将所藏慷慨捐献给国有图书收藏机构，让珍藏的典籍以融入现代图书馆的方式得以永续流传。
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坚信“文字典籍，天下公器”，在病重之际仍叮嘱后人将凝聚其一生心血的“双鉴”（宋刻本《资治通鉴》、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藏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成为藏书家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郑振铎、铁琴铜剑楼主人等一批藏书家，满怀爱国热忱，将所珍藏的古籍捐赠或转让给国家。
关于名人努力奋斗而最终成功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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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抄稿本介绍-国家图书馆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抄稿本介绍孙 俊稿本，是书籍版本的最初形式，从整体上说是一书不同版本的祖本。
通常将稿本分为手稿本、清稿本、修改稿本三类。
手稿本，指作者亲笔书写的本子，也称作原稿本，一般书写比较率意，涂改勾抹处较多。
如02142 《方望溪先生文稿》为方苞手稿，且经手自改定删削。
清稿本，也称作“白本”，是指在作者手稿本的基础上重新誊抄清楚的稿本，一般整齐、规范，基本无误，字迹也相对工整，清稿誊录者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其他人。
如02156 钱穀辑《吴都文粹续集》，通体为作者手书；01641丁宝桢撰《平远宫保奏议》，则为丁氏门人誊录留存之本。
修改稿本，一般是指在原稿或清稿基础上，作者又亲笔加以修改的本子，如果改动字数少，就直接书于行间，如果改动较多，即标注在天头地脚，也有另加签条的。
一些修改稿上面还有明确的修改次数标记，如王筠《说文释例》成书过程中曾五易其稿，此次展出湖南图书馆藏01404为修改第三稿，此稿原为八卷，经王筠墨笔分篇改为二十卷，书中有王筠手书夹条。
稿本的价值在于其为原书的本来面目，如有增改，更可藉此窥见作者治学方法与思路变迁。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是稿本或刻印本的传抄本。
雕版印刷流行之前，图书主要靠抄写流传。
雕版印刷流行之后，抄本与刻本并行不废。
有些书卷帙宏大，不便刻印，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即使是皇家也没有力量刊刻，只能抄写；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有的书若一时觅不到刊印本，喜好者往往抄写录副；另有鉴赏家、藏书家为保存珍稀旧本而精心抄写甚至影写。
抄本中有一种特殊的叫“影抄本”，是用薄纸蒙在原本之上，将版框、笔画照样描写下来，有时甚至连前人的藏书印记也描摹出来。
最早影抄宋本的是明末毛氏汲古阁，人们专称为“毛抄”。
此次展出的01428《集韵》，01635《石林奏议》均为“毛抄”精品。
抄本的价值有二：一是它的文献价值，若刻本亡佚，可赖抄本以存原貌，若抄本出于不同版本系统，则更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如01622明抄本《天圣令》，此书为宋代法律典籍《天圣令》硕果仅存的残卷，不仅是了解北宋典章制度和人口问题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而且对于唐史研究，尤其是唐令的研究和复原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二是文物价值，抄本较刻本传世数量为少，出于名家抄写、校订的精抄本则更是珍贵文物。
陈独秀免去北大文科学长前后
一二１９１７年１月，在蔡元培的力荐下，陈独秀以“品学兼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入北大，“一校一刊”实现了历史性汇合。
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的消息一经发表，立即得到北大进步师生的欢迎和拥护。
当时北大文科预科讲师程演生曾致函陈独秀说：“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必大有改革”。
陈独秀的确没有辜负进步师生的期望，他既执掌北大文科后，便利用蔡元培赋予的北大有关文科的人事和行政权，诚聘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学者到北大任教，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壮大了作为新文化运动桥头堡的北京大学的进步阵营。
他特别鼓励和支持文科师生成立各种进步的学术文化团体和出版相应的书刊，使北大新思潮传播得更快更烈。
同时，他开始了北大的文科教学改革，主张教育应是启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
为此，他对北大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在文科学生中培养了一批接受新思潮并勇于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优秀青年。
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北大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禁区，呈现出一个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新天地。
由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同时也由于旧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任何微小的改良和进步，都会引起激烈的反对。
陈独秀在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的结合，斗争的进一步深化，引起封建势力的惶恐和仇恨，对新派势力的攻击和压迫随之而来。
《新青年》对文学革命的提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倡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清算封建主义旧道德，倡导以“独立自主人格”为核心的新道德；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倡导科学；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等一系列主张的提出，终于使封建士大夫按捺不住，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
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
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
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
本文提供了全部院士名单，这也是首次在内地公布，可匡正一些流行的错误，对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颇有帮助。
（摘自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来自光明网）数理组（27位）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25位）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驌、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28位）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博主按：此处共计80位院士，还差一位，遍查网络，无果——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是这一个么？待考。
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罗丰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
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
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
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与“五四运动”本文让我们对“五四运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考入北大成为胡适、陈独秀的学生罗家伦（1897—196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
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
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
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
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
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
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
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
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
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
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
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
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
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帮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
【近代历史】段祺瑞：将自己漂亮姨太太送给情敌的民国军阀!
【近代历史】段祺瑞：将自己漂亮姨太太送给情敌的民国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从1912年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在北洋政府更替的执政集团里，国务总理无疑是一个“走马灯”一样职务，数不清的更迭与替换，最短命的内阁只有六天，最长寿的也不过一年半载。
据说，在这短短的十六年间，就有二十六人出任过民国内阁总理。
真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
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
翻开尘封的历史，可以看到，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一大批军阀政客、官僚名流演绎了一段中国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届内阁总理更成为影响那段历史的主角。
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各色人等上演着一出又一出喜剧、悲剧、丑剧、闹剧。
就在这历届内阁总理中，有一位饱受争议的另类政治人物，他就是人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将军”的段祺瑞。
1918年，段祺瑞内阁成员合影。
右起：曹汝霖(交通兼财政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陆徵祥(外交总长)、段祺瑞(国务总理)、钱能训(内务总长)、段芝贵(陆军总长)、朱深(司法总长)、傅增湘(教育总长)。
一、官运一路亨通的“六不将军”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年号正道老人，民国时期政治家，北洋三杰”之一。
皖系军阀首领。
他帮助袁世凯训练北洋军，而后以此纵横政坛十五载，一手主导了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
拥有“三造共和”的美誉，后来因宠信徐树铮，迷信武力统一，为直系击败而下野，曾借助和张作霖和孙中山的三角同盟而短暂复出。
但因失去实际权力而成为摆设。
一生清正耿介，颇具人格魅力。
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
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
2023-2024学年全国高中高一上历史人教版期末试卷(含解析)
2023-2024学年全国高一上历史期末试卷考试总分：97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学校：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 考号：__________注意事项：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卷I（选择题）一、选择题（本题共计 15 小题，每题 3 分，共计45分）1. 战国时期某思想家主张：“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这一主张体现了（）A.法家的集权思想B.儒家的民本思想C.墨家的非攻思想D.道家的无为思想2. 秦代设立的全国最高监察长官御史大夫一职，银印青绶（佩系官印的青色丝带），汉初仍然沿用。
到了汉成帝时，金印紫绶，史称“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
这反映出（ ）A.君权与相权矛盾突出B.汉代君权进一步加强C.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D.御史大夫职权被削弱3. 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都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记载了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据此可知（ ）A.商朝文字是中国最早文字B.商朝文字是用来记载占卜的C.它使我们能了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D.商朝文字是成熟的文字4. 下表为唐代天宝乾元年间课役户口数的情况。
下表可以用来说明当时年代不课户不课口课户课口天宝十三载（七五四）38885044521848053010407662800天宝十四载（七五五）35655014470098853492808208320乾元三年（七六○）1174529146195877585822370799A.政局动荡影响赋役征收B.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C.国家财政收入日益减少D.社会贫富差距日趋加大5. 明朝中后期，王阳明被朝廷认可，从祀于孔庙,而强调自我、摒弃权威的心学从此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
这一变化客观上（）A.与专制皇权的强化相伴随B.削弱了儒学的正统地位C.与新兴的市民意识相符D.推动了伦理价值观的转向6. 有学者评价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地方制度：“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历史趣谈：胡适最钦佩的学人竟是其弟子傅斯年 傅斯年简介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胡适最钦佩的学人竟是其弟子傅斯年傅斯年简介导语：1917年夏，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那时北大的教授可不好当，因为学生学问不下于老师者大有人在。
一次，一位学生在课1917年夏，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那时北大的教授可不好当，因为学生学问不下于老师者大有人在。
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向胡适提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
这位学生，就是傅斯年，字孟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
胡适后来坦白地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
民国年间，学界群星璀璨。
胡适阅人无数，但其评价最高的却是自己的学生傅斯年。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大约两年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又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
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生活常识分享。
京城清真烹饪宗师褚祥
■回族人物京城清真烹饪宗师褚祥回族/达慧中京城的清真烹饪行业历史悠久，不仅有别具风味的小吃，四九城（皇城的四个城门、内城的九个城门的总代称）的清真餐馆也不胜枚举。
在二十世纪中叶，京城的清真餐饮形成了东西两派。
东派以东来顺为代表，以爆、烤、涮为主；西派以西来顺为代表，有各种华贵、典雅，并糅以西式做法的精致小炒。
说起西派创始人，非褚祥莫属。
他在京城可是位响当当的大师级名厨，虽然已离世六十多年，至今仍有关于他的故事流传于民间。
二十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
但不管时局如何变幻，按中国那句老话儿“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要务，因此厨师行业并不因此而萧条，反而显得生机勃勃。
褚祥，原名褚连祥，就是生于这个动荡的世纪之交，大约在1890年前后。
他家住北京牛街寿刘胡同，四代为厨，从小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对烹饪兴趣大、悟性高，可以说他是为烹饪而生的。
当时的回族厨师世家不少，多则有几百年的历史，少则也有几十年。
有的厨师世家还极有来头，如厨子梁，祖上是明朝时跟随燕王朱棣扫北而来的军厨，他们家的堂号“大顺堂”就是燕王赐的名号。
又如厨子舍，祖上在明朝是宫廷御膳房清真掌灶。
褚祥之所以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与他善于吸收百家之长，精于研究与探索的开拓精神分不开的。
褚祥自幼跟随牛街著名的“厨子杨”学徒，又在元兴堂学过手艺。
元兴堂属于高档清真餐馆，聘请了一些从清廷御膳房退下来的御厨，精于高档菜肴烹制，服务对象是清廷的王公大臣、富商巨贾。
民国初年，除接受清朝的遗老遗少外，也只服务于军阀政客、达官贵人，而不卖散座。
因此褚祥在这里学徒，开阔了眼界，见识了皇宫大内精致菜肴的制法，为他后来进行各种菜品的开发和改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褚祥后来又在京汉食堂、两益轩站过灶，在撷英西餐馆学过西餐的手法。
二十岁出头，褚祥在牛街厨行已崭露头角，在“跑大棚”中已是很有名头的厨师了。
所谓“跑大棚”就是当年民间办红白喜事，常在自家院落搭大棚，置办教席（过去对清真宴席的称谓），请的既非坐商，也非行商，而是专门给人在家中置办宴席的厨师。
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作者：田正平阎登科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8期［摘要］民国前期，傅增湘三任教育总长，这一时期的教育部相对而言最为稳定。
他一方面近承范源濂执政思路，在用人及施政上延续已有局面，保证了教育部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远绍蔡元培余绪，任内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商讨民国教育发展大计，并据此修正和完善各项教育法规，把教育部施政水平推进到新的阶段。
傅增湘三次任期内教育部的种种作为，不仅对当时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民国教育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2012年8月田正平阎登科：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2012年8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民国前期（1912—1928），教育部总长随各派政治和军事势力的消长而更迭频繁。
在众多总长中，蔡元培以其首创奠基之功为世人景仰，范源濂因多次出任且颇有成就而为人熟知，但在三任总理和两任总统的更迭过渡中连续三次被任命为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却不曾引起学人足够的重视。
此种现状既与傅氏的相关资料搜集不易有关，也与民国前期教育部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有关。
全面梳理傅增湘三任总长期间的诸多举措及其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傅增湘的一生，而且对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教育部的实际工作及其作用也有助益。
一、初任总长与顺势而为1917年底，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去职，帝制之后日益加剧的府院之争告一段落，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受命组阁。
12月4日，曾在清末担任直隶提学使，民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肃政厅肃政使的傅增湘被任命为第14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1］61。
傅氏此次得以出任，既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也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有关。
1917年底的中国政局中，国民党人因在南方组织护法战争，与北方处于敌对状态，不可能参与北京政权的争夺，而进步党人因对北京政局深感失望而宣称不再加入新一届内阁［2］457，组阁人选只能从北洋派人物或与其关系较密切的人士中产生，傅增湘即是与北洋派有密切关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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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物(15)傅增湘傅增湘傅增湘(1872—1950)，著名藏书家。
四川江安人。
字淑和，号沅叔。
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
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直隶提学使、宪政编查馆谘议官。
1911年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的顾问，参加南北议和。
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
1915年后任肃政厅肃政史。
1917年后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后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初集》、《清代典试考略》等。
傅增湘（1872-1949），字淑和，号沅叔、号姜庵，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等。
四川泸州江安县人。
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49年10月。
幼年随父定居北方，入保定莲池书院从吴汝纶学习。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杭州求是书院教习。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1898年)中进士（第二甲第六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顾问，参加南北和谈代表团。
1914年3月任约法会议议员。
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先后出任段祺瑞、钱能训内阁教育总长。
1919年“五四”运动后，因抵制执行当局罢免蔡元培令而被免职，此后即专心从事收藏古籍和校勘工作。
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
1929年曾赴日本搜访中国古籍，并从国内购得大量私家珍藏，总计达20余万卷，其中善本书有6.6万卷。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构筑新宅。
因为景仰乡贤苏东坡。
特取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为“藏园”。
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
据统计，双鉴楼所藏宋本(包括金本)多达一百五十种，元刊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计收藏达二十万卷以上。
其价值之珍贵，难以数计。
由此，傅增湘成为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傅增湘慧眼识英才，其中包括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荐举启功（元伯、元白）——九十高龄的启功先生回忆说，有人介绍我去见他（陈垣），那位老先生叫傅增湘，我在傅老先生家等着，傅老先生去（见陈垣），我给傅老先生画了把扇子，他拿着扇子，他把这扇子故意落在陈先生家，我的作文也搁在那儿。
陈校长说我“写作俱佳”，让我在辅仁附中，教初级中学的国文写作。
启功，满族，爱新觉罗氏，字元伯，又作元白，北京人，1912年7月26日生。
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教育家、诗人。
现任全国政协九届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启功1岁丧父。
祖父毓隆，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学政、主考。
由于家学的影响，启功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
9岁时，祖父去世。
全家因偿还债务，陷于破产，启功中学未毕业就被迫辍学。
16岁时，经一位世交介绍，随戴绥之学习经史辞章，广泛涉猎，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打下坚实基础。
1933年，由傅增湘荐举给陈垣教授，陈垣将他安排到辅仁大学附中当国文教员。
这是他执教的开始。
启功：有人介绍我去见他（陈垣），那位老先生叫傅增湘，我在傅老先生家等着，傅老先生去（见陈垣），我给傅老先生画了把扇子，他拿着扇子，他把这扇子故意落在陈先生家，我的作文也搁在那儿。
陈校长说我“写作俱佳”，让我在辅仁附中，教初级中学的国文写作。
那年启功20岁，由于家道败落，这位皇族子弟连中学都没念完。
陈垣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做法，不但改变了启功的命运，也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招纳了一大批人才。
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
在文博事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筹备建立博物馆。
截至解放前夕，故宫内一般文物尚有150余万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时代的法书名画尚不足20件。
这样，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就急需得到民间珍藏的支持。
国家鼓励捐献，对捐献者实行奖励的政策，使民间的收藏品大批地进入了公库。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热情高、干劲大，无论什么事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国上下就会一致响应。
向政府捐献文物的工作，虽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员会出面主持，结果却是群情激昂，此起彼应，几乎形成了一个捐献运动。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儿子傅忠谟，将先人遗书全部捐献，宋元古版达300余部，包括百衲本《资治通鉴》，极其名贵。
哈佛燕京图书馆。
有傅增湘“海珠英”，叶恭绰“海外琅环”，陈宝琛“学者山渊”、“文明新旧能相宜，心理东西本自同”，罗振玉“拥书权拜小诸侯”，徐世昌“居今识古”，一件件墨宝熠熠生辉。
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中国地学会创建于1909年9月，她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团体之一。
中国地学会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地理学由古代地理学开始迈入近代地理学。
缅怀我国地理学的建树和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建与发展，要归功于创建中国地学会的张相文、白毓昆、傅增湘、蔡儒楷、袁希涛等先生，和倡立中国地理学会的竺可桢、翁文灏、胡焕庸等先生。
而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反映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傅增湘藏园石老娘胡同旧门牌7号（今西四北五条）曾为我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图书版本与目录学专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故居。
傅增湘（1872-1949），字淑和，号沅叔、姜庵，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等。
四川泸州江安县人。
幼年随父定居北方，入保定莲池书院从吴汝纶学习。
1888年（光绪十四年），应戊子科顺天乡试中举人。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任杭州求是书院教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中戊戌科进士第二甲第六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后曾任直隶提学使，任内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顾问，参加南北和谈代表团。
1914年3月任约法会议议员。
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先后出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1917.12-1918.10）、钱能训内阁教育总长（1918.10-1919.5）。
1919年“五四”运动后，因抵制执行当局罢免蔡元培令而被免职。
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
1929年曾赴日本搜访中国古籍。
该住宅——原系清季通政使司通政使永顺（子建）所有，民国后售给傅沅叔——坐北朝南，二进院落，有东西跨院，是1918年傅增湘任教育总长时构筑的；并因景仰乡贤苏东坡，取其“万人如海一身藏”诗句之意而命名为“藏园”。
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其中东跨院还有假山、六角攒尖亭等。
作为清末民初闻名全国的藏书家，从国内购得大量私家珍藏，在其“双鉴楼”中所藏宋本（包括金本）多达150种，元刊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计收藏达20万卷以上，其中善本书有6.6万卷。
名“双鉴”：先是以藏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自家祖传）、宋刊本《资治通鉴》（端方旧藏）各一部而名，后不惜举债收得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盛昱旧藏），遂用其取代祖传家藏而有“双鉴”新义。
傅增湘不仅是近代以来最著名的大藏书家，而且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亦堪称一代宗师。
同时，他还奖掖后进，慧识英才，如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荐举启功（元伯、元白）——九十高龄的启功先生回忆说，“有人介绍我去见他（陈垣），那位老先生叫傅增湘，我在傅老先生家等着，傅老先生去（见陈垣），我给傅老先生画了把扇子，他拿着扇子，他把这扇子故意落在陈先生家，我的作文也搁在那儿。
陈校长说我‘写作俱佳’，让我在辅仁附中，教初级中学的国文写作”。
1916年袁世凯死后，产生了以黎元洪为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权。
图（右起）为段祺瑞的内阁成员：曹汝霖、刘冠雄、陆征祥、段祺瑞、钱能训、段芝贵、朱深、傅增湘。
清宫八千麻袋档案的来龙去脉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
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
其所属内阁大库是明孝宗时修建的，清朝继续延用。
库内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
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
王国维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
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拖十年。
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
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
1918年，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
鲁迅说，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
麻袋中也确有宋版书，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
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
”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傅增湘民国以来，藏书名家辈出。
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佩铮《续补藏书纪事诗》以及《广东藏书纪事诗》、《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述之备矣。
然而伦、王各家所记多叙述藏书家的生平事略及藏书名目，于各藏书家刻书方面的事迹和成就犹嫌表彰不足。
其实，不少大藏书家本身就是杰出的出版家、刻书家。
有鉴于此，特遴选民国以来藏书家中刻书成就卓著者，撰为小文，以窥一斑。
敬祈大雅方家，不吝赐教。
伦哲如先生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有，吟咏傅增湘的两首诗，其一是“海内外书胥涉目，双鉴已成勾狗陈。
取之博者用以约，不滞于物斯至人。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他接着评论说：“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
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书馆,摩不涉目。
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
”诚如斯言，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最著名的大藏书家，他藏书之富、校书之精，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宗师。
傅增湘（1872-1949），字淑和，号沅叔、号姜庵，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等。
四川泸州江安县人。
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4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