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变的过程，我国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也不能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把主要精力放到大城市的发展上，而是要正确分析本国国情，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面对国內存在的重大问题，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标签：中小城市；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由传统的农业国演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就是变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为主体为非农业人口为主体、城镇人口为主体的过程。一个国家城镇化的程度体现着该国家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鉴于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变，应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需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一、优先发展中小城市，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1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农业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农村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阵地，城市只是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存在，其经济功能的主导地位没有显现出来。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仍不到20％，广大农村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80％农民仍处于靠手工劳动挣饭吃的较为原始的农业状态，同时，这时的城市大多为生产型城市，城市功能不够健全，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不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制定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地方工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界限被逐步打破。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一批中小城市迅速崛起，这种转变不仅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中心城市迅速发展和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2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水平和程度的高低背后必然与资金、资源、人口素质等因素息息相关。高度的现代化，发达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资源投入和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支撑。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优先发展大城市，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无论是从资金实力、资源消耗和人才素质方面，都不能满足全面发展大城市的需求，也就像大学虽然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但必须由上过中学的人进来才能适应，小学生上大学不仅不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反而会砸大学的牌子。我们只有走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道路，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筹集资金、培养人才、积累经验，打下牢固而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才能使这种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否则的话，就会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

3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起点低，基础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只有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区域性特色经济，形成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中小城镇，不断提升它们的综合实力，并引导它们逐步融入全国性的市场体系，确立不同的市场分工定位，逐步形成以广大农村为基础、以中小城市为支撑、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大中小城市发展相互协调、以城乡发展相互支持的现代化进程新格局。

二、优先发展中小城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由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工业化程度已进人中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已超过40％，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从整体上进人小康阶段，但是，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在“两个大局”第一步思想指导下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型发展为主要方式的前提下实现的。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这种战略和发展方式是必要的，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如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在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世界公认的0.4的临界值，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就是典型表现。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一是可以分流相当一部分进城人口。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降低城市人均居住成本(因为大城市的人均居住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小城市)，优化城市居住环境。二是可以缩小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落差，在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奠定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形成城乡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三是在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更有着特殊意义。

三、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1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业增产，是发展农业经济，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人才。首先从政策方面，就目前情况看，党中央统揽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制定了一整套惠农政策，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大政方针和“多争、少取”的总的指导原则，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政策性障碍，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次，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整体框架内，中小城市无论从社会关系、产业结构、文化传统、心理倾向等各方面都比大城市对农村有更大的亲和力，在带动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中小城市人员之间关系往来更加密切，产业结构之间更容易协调，各地资源优势更容易发挥与共享，更容易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链条，文化传统更容易融合，心理素质更容易适应，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模式更容易构建，更容易形成较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城市资金、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从而对农村经济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把大批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而提高农村人均资源占有率。这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西方国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其具有工业化的早发优势，其工业产品有较大的销售空间，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强劲。同时，其农村人口基数小，农村人口转移后都能找到较为合适的工作，获得较为稳定的生活来源。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对农业人口形成强劲的“拉力”，靠这“拉力”把农村劳动力吸引进城，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而形成诸多经济中心，逐步发展成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但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城市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不足，对农村劳动力“拉力”不够强劲，同时农村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转移任务繁重。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农村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