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照相之类》的书写策略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形象(1)

「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郜元宝以鲁迅这段一针见血的话，作为他的论文〈反抗「被描写」──现代中国的自我表述〉起头的引言1。摄影之引入中国也引入了其媒材特有的「描写」和「被描写」的问题。清末为外国人制作的明信片，从大官、名妓到市井小民，以作为异国情调之风俗民情「范例」而被相机所描写。萨依德在《东方学》的扉页上曾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经过断章取义，成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正可用来指涉此处所提到的外商明信片制作：「别人」指帝国主义者，强行为东方捏塑形像，而受到片面形像化的客体「他们」，也就是大清百姓，被认定无法自我表态，只能沦为无名无姓、被动无言的被拍动象。奇怪的是，这类明信片影像至今反过来受到华人自己愈来愈多的注目，其中竟不免还「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怎教鲁迅不感心寒？或者因为正应了自己的预言而冷笑？

鲁迅特别的地方，是早在一九二四年为「中国人以照相描写自己」贡献了一篇〈论照相之类〉的散文。此事令当今那岸的中国人引以为傲，不过，我们打算审视其中的人物，看看是否真的以照相掌握了自我描写的权利？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提到许多于史有凭的事例，有些自然还是他同时代目睹的现象，如照相异端说，照相扫晦气2、吴嘉善被反教群众捣毁屋垣、大官照片为相馆作宣传、「二我图」的时兴与名优照的流行3、相片上头提诗盖印，以及其它数不完的细节，请读者自行参看原文，此处且不再一一列举。更有趣的是分析鲁迅这篇杂文，如何在「摄影史文献」的基本架构之内经营出多重结构相错/相挫的写作方式，同时又如何藉之来描写：中国人的照相自我描写。

〈论照相之类〉分成三个章节：一、材料之类，二、形式之类，三、无题之类，俨然一副论文的架势。若配合内容主旨来看，分段也很清楚，首段的「材料之类」是谈摄影的源起或引入，「形式之类」谈民间用途的发展，而题目较含糊的「无题之类」，谈的是摄影与艺术的结合。不能说是巧合，这样的分类推进方式，正是撰写摄影发展史一般采用的方式，换言之，这个架构也将会是摄影史撰述的标准模式。这是采取一种文明进步论的观点，由媒材的发生形成，经众人开发各种用途，渐渐普及，然后进入摄影艺术化的升华阶段，等于是摄影在中国，起自神话阶段迈向英雄（菁英化）阶段的发展过程。就在这样的骨架里，我们却发现其内是无比复杂的文本质地。以第一部份「材料之类」来看，谈摄影之源起在中国，毋宁是异端奇术之引入，完全融入了中国式的怪力乱神想象中。如果比较现有的《中国摄影史》，一开头的史前史部份，却在极力证明摄影的科学道理在中国「古已有之」，也是希望找到摄影在中国文化中原有的根苗！一则迷信，一则科学，一则原始，一则理性，两者却都在设法将摄影移植入中原。讽刺的是，中国的科学不足以在文化社会中寻得催生摄影的环境因素，而中国的迷信却善于把外来的科技奇器加以同化。

清末《点石斋画报》的读者「看客」，会看到看客自己常出现在图像中，他们几乎是造成「有看头！」可看性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了。《点石斋画报》刊行的十九世纪最后十多年（约1884-1898），也是鲁迅在〈论照相之类〉第一部份「一材料之类」里所追溯的年代。文中叙述观点虽是回溯，用的又是白话文，但内容和叙述方式却不免让人联想到《点石斋画报》里的奇闻报导，好似一种「油滑」（鲁迅《故事新编》用语）的戏拟，在我读来则叫作互文的愉悦4：鲁迅谈的正是幼时在家乡s城里，人们迎对照相术的种种猜疑想象。《良友画报》（1926-1945）时代的人对摄影已有较为普遍的接纳度，可是《点石斋画报》时代的人，虽城乡有差，但是仍然把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而来的照相术视为「西洋发明」，充份意识到其非本地性。与西方接触较多的南部沿海广东一带，对照相术的见识最早，接受力也较强，我们今天仍可从最早随英法军来到中国的埃及尔(jules itier)的回忆录中，读到他为广东商人潘仕成一家及友人拍照的情形，由于被拍者的好奇与热切的要求，让埃及尔几乎应接不暇5。鲁迅描述的s城人则不然，也许更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看法6，虽然时代较晚，他们却仍把

照相术看成是奇技淫巧。关于「洋鬼子挖眼睛」与洋鬼子挖心肝，熬成油，以「点灯去照地底宝贝」之传言，正可呼应从英国来华摄影旅行的汤姆森(john thomson)的观察回忆7。从他（外来者、他者）的角度，他解说中国人的迷信（目的是教他的洋人同胞不必太担心）：洋人既是「洋鬼子」，具有特殊眼力，能洞悉宝物，擅于寻获财源：在他看来，中国人对洋人大概是又羡又恨的。对鲁迅而言，摄影既非艺术也无关科学；说「无关科学」，正是因他首先是从早期民间迷信传言，来反讽地介绍不可捉摸其技的照相术。人对于不可理解的外来事物，只能从既有的认知方式去予以合理化。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洋鬼子来自的西方，或许正如鬼域，如阴府或西天，是与阳间同时存在，而且是旅行到得了的他方，因此要理解洋人的行动与其发明引进的各种「奇器」，也只有先套上《山海经》、《西游记》及其它奇闻怪谈，借昔有的想象界──吊诡地──来予以「合理化」：以合乎中国式的世物观。这便是鲁迅在〈论照相之类〉起头所讽刺的现象。

照相术的接受过程是如此，何妨再举《点石斋画报》里的一则新闻来对照说明：「闻报云，泰州为扬属一大邑，早经设立电报局，〔...〕乃近有匪徒造言谓电报局所用电气，系以死者之魂炼成，故专收人家供奉之神主牌。每牌价值洋四、五十元，须在三年以内者方为合用。局中买得此牌后，饬人至坟所，念咒语即有小虫从坟中出，即系死者之魂，捉入木匣，又挖取牌上主字，则有鲜血迸出，滴入瓶内持归合药炼成电气，便可传消递息。」8插图绘一人携神主牌至电报局求售，正被局里的人所斥逐，旁边当然有看客在。

人们带着半迷信半自欺自娱的态度相传走报，这类消息透过画报，又接触了更多的看客。不过，这类故事还有另一层意义：对于西方奇器，中国人不但因迷信，无能以科学态度去认知，反而即刻想到的是谋利的可能性，这又是国民性使然？而相对称的，帝国主义至（半）殖民地图谋利益，扩张权势的过程中，面对当地人固有的想法态度，除了理解其迷信禁忌，有时不也反转过来顺势利用？民风若自闭如是，似乎也只有继续自取欺辱！有感于此，鲁迅曾在收于《热风》的〈随感录四十二〉里，谈到土人「自大与好古」的特性，外来殖民者不难反过来哄骗一番：「譬如要造一条铁路，倘若对他们说这事如何有益，他们绝不肯听；我们如果根据神话，说从前某某大仙，曾推着独轮车在虹霓上走，现在要仿他造一条路，那便无所不可了。」鲁迅写这段随想录的主旨，在于自以为文明人的中国人被洋人当作土人，而经推论又不得不忍辱承认。正如在〈论照相之类〉里，鲁迅是以不全然「自己人」而试想站在外人的立场来反身自观。

另一个与正规摄影史撰明显的不同点正是，〈论照相之类〉叙述者摆出的不是摄影史专家学者充满自信的、实证的、理性的态度。他的语调是个人化的，而且是多少佯装谦虚而带有天真无知的语调来进行反讽。他凭着一己的观察认识，在组织一项项事例之间，也「尽量」地在探听和寻求（假）科学的、文化的解释，故意显示符合逻辑思维方法的努力：假装发觉中国人是很有道理的！所提到的摄影用途也不是属于摄影家或操作者的摄影，而是一般民间接触的，属于观看者的摄影。这样的关注点让人联想到波特莱尔的〈一八五九年沙龙〉一文9。不过，波特莱尔在文中针对的「民间」，专指当时法国布尔乔亚阶级的摄影文化。而鲁迅提到的民间，在三段发展中还可细分为态度不太相同的三种社会族群：一是s城「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给摄影编造怪谈的迷信者，接着同样是s城当中一些以摄影肯定自身地位的阔人，而后是在北京，出现了喜爱精致艺术的好古雅士，利用摄影来服务艺术。三者在空间分布上是从小城到都会，时间上确切地是从鲁迅写作的一九二四年冬，往前推三十年前、十年前到目前；摄影使用者也随着时代，态度变得矫饰，而摄影用途也愈形复杂化。但是，这个「进步」的情况只是假像：在当时中国如此复杂多元而现代化程度不一的社会里，却有可能打乱这样的顺序，让异端说与菁英者的观点同时候并存，因此，一世纪前等于三十年前也等于现在，现在又已是「永久」。鲁迅这篇关于摄影史论的杂文有着高密度的讯息，岂不也处理了多重叠合的时空观点的事物？这些事物彼此之间，相斥相联，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摄影文化。正如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