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虚化、语法化研究综述(上)

汉语虚化、语法化研究综述(上)
［摘要］汉语实词虚化、语法化研究对现代语法化理论进行了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为汉语研究、语言学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走到了国际语言学界学术研究的前沿。

［关键词］虚化；语法化；综述
语法化指包括形态、虚词和构式等多种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的形成过程，是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

语法化研究是对这种普遍现象展开描写和解释的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语序古今差别不大，因而对虚词的研究成为探讨汉语语法表达和语法演变的最主要的传统。

但起自于上古的语助研究和中古的虚词研究一般关注虚实之间的语音假借关系，而非语法演化关系，有现代语言学理论意义萌芽的实词虚化的阐述最早似乎仅可追溯至清袁仁林《虚字说》中的“体用不相假”即名词与动词不是语音假借关系的相关说明。

从袁仁林到马建忠，中国传统语言学家讨论虚化问题都存在重大局限：1.把名词到动词如“盖”的两种词性的转类视为虚化现象，这与今之主流观点不一致；2.多讨论实词到虚词的语义演化，而基本不讨论相关句法的变化；3.从不考虑如何对虚化现象做出解释。

如果把袁仁林《虚字说》著作完成的1710年视为中国传统语法化理论的起点，那么这个时间并不比西方从事语法化研究的时间早很
多。

Lehmann（1995）和Heine（2003）认为西方语法化起自于法国哲学家Condillac（1746），关于时态后缀和其他屈折形式源自于独立词和英国语言学家Tooke（1786），关于功能词由必需词演化而来的论述。

［1］87Bopp(1816) 列举了许多印欧语言实词虚化的实例；schlegel(1818)以指示代词变为定冠词、one变为不定冠词、have变为完成体标志等说明虚化是为了加快语言交流速度而产生；Humboldt(1825)提出语法形式产生和形成的四个阶段，并将这些阶段同他的语言类型学联系起来；A.Meillet(1912)创造出“Grammaticalization”一词，将从词汇形式向语法形式的演化称为语法化，并提出虚化产生的新语法形式会引起整个语法系统的变化、语法化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和虚化的程度跟使用频率成正比等三个著名观点，被认为是当代语法化研究的先驱；Sapir(1921)谈到过“形式比它的概念内容存活得长久”，是语法化研究中的语义滞留现象的表述。

［2］17
形式主义主张语法自足性，强调共时和形式，在其兴盛时期，语法化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这种局面随着七十年代以来类型学、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发展而改观。

功能主义语法化研究者提出了针对形式主义的尖锐批评：1.语法化现象不支持形式主义语法自足的前提假设；2.语言研究中共时和历时现象不可割裂。

尽管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语法化研究的旨趣各异，例如Bopp重视语法化在历史
比较语言学中构拟原始印欧语的作用、Humboldt重视语法化在语言类型学中的作用、认知语法重视语法形式获得的认知动因和机制分析等等，但语法化作为语言中的客观现象真实地存在着，可资阐明“人类语言语法的实质”，尤其是可从根本上回答“人类语言如何获得语法”［3］86和“人类语法为什么以那种方式构造”［4］20的问题，甚或是解开语言起源悬疑的线索和钥匙，因而语法化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的基础领域和基本需求，具有无法取代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近三十年汉语语法化研究除继承中国虚化研究的优良传统之外，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语法化理论的传播和影响，如沈家煊、孙朝奋、文旭、吴福祥、杨成虎、梁银峰、龙海平和谷峰等学者都是重要的译介者，Hopper & Traugott（1993，2003）的Grammaticalization、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2007）的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等有影响的专著在国内的出版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国内学者所引介的国外语法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几个方面：（1）以空间隐喻研究实词虚化。

Anderson（1971）和Lyons（1977）提出“方位说”，认为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派生是空间域向其他认知域之间投射和演化的结果和表征。

最原始的空间词语来自于人对自身的认识。

（2）考察篇章成分的句法化。

Givón（1971，1979）提出“章法成分→句法成分→词法成分→形态音位成分→零形式”演化的单向语法化路径，认为形态由章法到句法再演变而来。

（3）构式语法化研究。

Bybee et al（1994）、Bisang（1998）、Croft（2000）和Lehmann(2002)等指出，研究语法成分时不应该局限在个别的词语而是要深入到整个构式之中。

词汇化和语法化之间是连续的，不是语言单位本身而是语言单位所在的结构语法化或词汇化了，发生语法化的是整个结构式而非具体词汇或语法要素，构式演化的过程是渐进而缓慢稳定的。

［5］82（4）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研究。

Traugott（1982，1986）最先将主观化纳入语法化研究框架，并指出语法化单向性中包含语义、语用因素。

Heine等(1991)注重考察语法化过程中的语用和认知动因，指出语义变化往往引起形式变化。

［6］19Hopper & Traugott(2005)指出，语言形式应体现说话人的观点和满足话语结构的需要。

Lakoff （1987）和Langacker（2000）等则探讨了从基本概念结构到基本句法结构的语法化，解释句法结构的理据性。

Baker & Syea（1996），Heine & Kuteva（2002）结合混合语材料讨论语法化理论，最终发现皮钦语、克里奥耳语中语法范畴的发展与单一语言的语法化进程大体一样。

［7］48
前三种研究均倾向于语法化过程的描写，最后一种研究倾向于语法化发生动因和机制的解释，其思路往往与认知语法和语言接触紧密联系。

例如并存、择一、滞留、歧变、降类和单向性等语法化原则多为现象的归纳和描写，而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重新分析、类推和语言接触等多为对语法化发生动因和机制的解释。

动因主义和机制主义是功能主义阵营内部的两大范式，前者以
Heine，Claudi & Hunnumyer和Sweetser等为代表，后者以Bybee，Perkins & Pagliuca和Traugott等为代表，两派在核心主张、研究方法和目标上都很不相同。

张秀松（2011）《国外语法化研究中的争论》一文制有下表：
动因主义机制主义
语法化是一种结果语法化是一种过程
语法化是有动因的、
目标制导的语法化可以是自动的、
语境诱发的
语法化是单向的，从具体到抽象语法化未必是单向的
语法化是可以预测的语法化是难以预测的，
只能作事后解释
语法化过程中基于隐喻的
类推作用最大语法化过程中基于转喻的
重新分析作用最大
重共时差异的发现和解释重历时演变的追溯和考证
“语法化”术语在1994年之前偶见于中国知网论文之中，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语法化的“萌芽期”。

该时期一般仅对个别词项实词虚化进行讨论，认为语法化是实词“虚化”至虚词的过程。

例如侯兰笙（1980）“《诗经》里的‘所’字一文研究”处所名词“所”时指出，“尽管它曾经虚化，如果不具备能概括大量具体事物的高度抽象性，就不能语法化，成为助词。

”也偶有虚实程度的区分。

例如本了（1983）《贵阳方言“把”的实词虚化》一文指出，“‘同’、‘如果’、‘因为’和‘所以’等词只是实词语法化的一个过渡附体，就词性讲可说是半实半虚。

”谢文庆（1984）在“现代汉语语素的类型”文中指出汉语半黏着语素的特点在于它的语义不同程度的虚化了，虚化程度深的，可以引起语法化，导致用作构词的语法手段。

何莫邪（1992）“马王堆汉墓《老子》手抄本和《秦律》残卷中的‘弗’”一文指出，“弗”被解释十分“不完全的”语法化的动词。

该时期贝罗贝（1989）“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一文的研究最具有深度，其文通过“把”、“将”、“捉”等词由动词语法化变成介词的过程分析，强调语法化在汉语句法变化中的作用，认为词汇替换和语言借用不能很好解释汉语历史上新形式的出现、句法结构上的变化必须从汉语本身的句法结构中去找。

该文较早地提及语法化为“一个本来独立的词转化为语法成分的功能的过程”的定义及汉语内部重要变化导致汉语语法结构的重新分析和瑞尼·汤姆（R.Thom）的系统整体演变是许多连续性的、为突然的不同性质跃进所相隔的小演变所构成的“突变理论”，甚至提到了黄宜范（1986）“反语法化”的观点。

我国传统的“虚化”术语多指语义由实变虚的演变而不专指语法形式的形成，与语法化概念只是部分重合。

早期汉语学界的学者侧重于虚化研究，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全文含“虚化”二字的文献1984年已过百篇，而全文含“语法化”一词的文献2001年才过百篇；全文含“虚化”二字的文献2009年以来每年均超四千篇，是全文含“语法化”一词文献的四倍之多。

但篇名中含“虚化”二字的文献历年来从未超过35篇，这说明：1.研究者行文中习惯于采用“虚化”的表达，而不是“语法化”一词；2.把“虚化”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章较少，讨论虚化现象和规律的理论自觉意识不强，当然其中存在有“语法化”一词的挤出效应。

但涉及“虚化”的研究中，仍有具有语法化理论意义的可贵思想萌芽出现。

1.语法化程度高低，以是否“虚化透”、“半虚化”和“完全虚化”等来表述，包含有虚化链的思想。

例如高名凯（1955）《论汉语语法的历史继承性》一文指出汉语的虚词多由实词虚化而来，有的甚至于还没“虚化透”。

何融（1955）《汉语动词词尾“将”的研究》一文指出“将”由动词虚化为副动词再虚化为词尾，经过了“半虚化”的阶程。

李格非（1956）《汉语“儿词尾”音值演变问题商榷》指出过儿尾只有丧失了实词“儿”的基本语义，“彻底虚化透了”，作词尾似的形态单位使用时，才算真实儿化词的词尾。

2.“完全虚化”的语言单位不再读为“重音”，这是语法化导致语音弱化的直观表述。

曾聪明（1958）在“试谈逻辑重音”一文指出“馒头”、“砖头”和“石头”中的“头”已“完全虚化”，所以“没留句重音歇宿的资格”。

有趣的是，该句的脚下注释中说“这种情
况在俄语里是绝无仅有的”，暗示着这种研究与俄语语法化研究的关联。

3.讨论由虚转实的文章有“逆语法化”思想。

郭绍虞（1959）在“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下）”一文指出从虚转实的可能，郭文重点讨论了由词头、词尾、词间性质的发声词、收声词或语音词转化为虚词的现象，像“故”、“而”由语辞转化为连词、“耳”和“乎”由收声词的表情作用转化为助词等等。

4.虚化对于词汇化的作用。

郑张尚芳（1979）在“温州方言的儿尾”一文指出儿尾通过虚化作用把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数量词转化为副词。

5.虚化条件的分析，接近于语法化动因和机制的研究。

这些八十年代出现的文章，一般除谈语义虚化外，会谈到语法形式对于虚化的作用和影响。

例如程湘清（1980）的文章“汉语发展规律初探”提出实词虚化要有新语法意义以原来的实词意义为基础、形式方面要具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两个条件。

黎运汉（1981）《汉语虚词演变的趋势初探》一文提出虚化有从含混到明晰、从不定型到定型，由兼职多趋向于兼职少，由单音词向双音化演进三个趋势。

解惠全（1987）在“谈实词的虚化”一文提出实词一般经常出现在适当的语法位置上，从而引起词义的逐渐虚化，并进而实现句法地位的固定、转化为虚词，文章还涉及语义滞留和句法滞留的现象观察。

6.句式的演变与实词虚化的互动。

如梅祖麟（1981）在“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曹广顺（1986）“《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一文涉及了“动+了+宾”等句式的演变与“了”等体助词虚化现象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俄语研究界最早引入了“语法化”一词。

例
如林易（1963）“带КАК和ЧТОБЫ的几种句型的特征”一文和（1965）“用ТАК(ТАКОЙ)-ЧТО(ЧТОБЫ)联系的复合句句型”一文研究过俄语中某些动词到连词的语法化、虚词化过程。

张会森（1979）“论俄语动词体的对应”一文探讨过前缀的语法化，并提出鉴别动词前缀语法化为纯体前缀的方法。

华劭（1980）“《现代俄语语法新编》句法浅释”一文提出，学外语的人应注意语法化的词汇。

朱丽云（1986）“虚词不虚—谈谈虚词的词汇意义”一文给语法化下过定义：“语法化是指一些实词由于经常使用于起虚词功能的词组中，久而久之，它失去了原来实词的词汇意义，这种转化过程称为语法化。

”这些都说明国内俄语界语法化研究的普遍性。

八十年代初以后，国内维语、哈萨克语、突厥语、英语和朝鲜语等语种的语法化相关研究相继出现。

其中俄语和英语语法化研究对汉语学界的影响最大。

例如上文所述曾聪明（1958）指出虚化的“头”尾不能读为重音、与俄语不同。

再如张会森（1991）“俄语与汉语动词体的对比（功能和用法）”一文通过汉俄动词体的对比得出“喊一声”、”看一眼”等结构中的数量成分还没有完全“语法化”、不归为“一次体”等结论。

都是汉语语法化研究得益于俄语研究的实例。

译介方面，Bernard Comrie（1988）“对比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一文比较俄语与英语丰富形态与自由词序之间差异的语法化的研究，为我国语法化理论的全面译介和推动者沈家煊先生所看重，译介给了国内汉语学界，这是西方现代语法化相关理论较早的译介文献之一。

沈家煊（1991）“《类型和共性》评介”一文敏锐地发现语法化理论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研究前景：句法规则是一些用法约定俗成或语法化的结果；历时类型学研究中，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三方面的演变互相关联；类型学家把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结合起来，注重语言演变的模式对共时类型模式的解释作用；语言知识不仅包括语言结构的规律，而且包括支配语言结构演变的原则，认知心理活动在改变语言。

沈家煊（1993）“句法的象似性问题”一文明确提出：语法化的方式、过程、规律及其与其他语言的异同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共时研究跟历时研究相结合，是当今语言类型学发展的一个趋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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