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学简史

第三章中国文物学简史第一节中国文物学产生与发展的条件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文物学已开始萌芽。

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物质（环境）和精神（人为）两方面的条件。

一、文物学产生与发展的物质条件1、丰富的古代文物以及完整的文物发展序列是文物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丰富的古代文物。

其特点是历代文物迭出，连接不断，承上而启下。

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代的甲骨，两周青铜器，秦汉简牍，魏晋南北朝以至明清的瓷器，唐宋以后的法书名画，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文物优势；每—类文物，几乎都跨越几个朝代，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历程。

而且，同一时代不同种类的文物之间、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文物之间相互关联，遥相呼应。

譬如商代白陶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纹饰非常相似；商周青铜器纹饰又来源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纹饰；秦汉的瓦当纹饰又和在此之前的商周青铜器纹饰相密切相关等等。

文物是文物学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的条件，只有连续不断的完整的文物发展序列才能够使文物学也形成一个产生、发展的完整过程。

因此，中国文物学得以产生与发展的这一物质条件得天独厚，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2、大量有字文物的存在，为文物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物的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文字。

在甲骨、青铜器、碑石、玉器、简牍、书画、玺印、漆器、瓷器、货币、石窟寺等文物上都有文字，而且有的文字内容还比较长，如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7字。

在外国，也有带字文物，但数量少，与中国大量的文字出土资料无法相比，而且缺乏连贯性。

比如埃及在公元前3350年左右已有象形文字，但在公元前31年被罗马征服，随着希腊文化的渗入，有关埃及的知识湮没。

公元250年，希腊字母加上6个通俗体的埃及象形字取代了早先通行的全部象形字，所以，后人对埃及古文字几乎不能认识。

直到1822年，法国人商博良发现一块有希腊字、象形文字和通俗体象形文字三种字体对照的碑石——《罗塞塔碑》，古埃及象形文字才得到释读。

印第安人所创造的玛雅文化是西半球伟大的文明之一，在其兴盛期——古典期（公元300－900年）时创造了象形文字，共有850个字符。

但是，1520年随着西班牙人的入侵，发达的玛雅文明惨遭灭绝。

由于历史的中断，800余字中除了表示日期和数字的文字外，其他的都未释读。

只有中国的有字文物具有承上启下的连贯性，既难懂但又不至于完全不认识，一定的难度更能激发人们研究的兴趣，而对文字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提高了文物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3、浩如烟海、连续不断的历史文献为文物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可知商代已有书籍典册。

周代的文化更加兴盛，虽然不能确定哪本书写于两周，但《诗》、《尚书》等很多篇当成书于此时。

此后，典籍越发丰富，从《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到《清史稿》，从《春秋》到各朝野史笔记，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将每一朝代、每一纪元、甚至每一月发生的大事都一一记载。

即使秦始皇焚书坑儒，成吉思汗铁骑践踏中原，女真人后裔挥戈入关，中国的历史文献也从未中断。

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和文物相互对照和印证，如甲骨和《尚书》，青铜器和《尚书》、《逸周书》，简牍和《史记》、《汉书》，碑刻和魏晋明清各史对照等等。

有了参考的凭据，文物的研究就更有兴趣和深度。

文物研究也可以补充、纠正历史文献，而且补充越详细、纠正越准确就越能吸引人。

比如碑石对唐代人名、坊里名称的补正，就是一件很具体、很容易见效的补充、纠正工作，令人信服，自然也就引起了人们对文物研究的兴趣，从而促进文物学的发展。

4、印刷术和碑刻拓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文物学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壮大依赖于影响，而影响的扩大需要书籍来传播，文物学也不例外。

因此，在纸发明以前，文物学只具有雏形。

两宋时期，造纸技术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用青檀木皮所制作的宣纸，质地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称，吸水力强。

而且宋代还发明了用竹子造纸的技术。

印刷术发明于唐代而成熟于宋代，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制墨技术在五代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

宋代又发明了用桐油、石油、麻油所燃之烟为原料，所制成的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

基于印刷术和拓墨技术的广泛运用，文物学于是开始成熟。

拓墨技术始于何代，不能明确断，而传世的拓片以清末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温泉铭》为最早。

铜器的拓墨最早见于《籀史》记载，宋皇祐三年，皇帝下令收所藏三代钟鼎器捶拓，用来赐于宰相。

可见此时已有拓墨技术。

高质量的纸、墨以及印刷术、拓墨技术的应用，为传拓碑石、墓志、青铜器的文字、纹饰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文物学终于在宋代走向成熟。

二、文物学产生与发展的精神条件1、文物在古代往往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特别在商周时期，青铜器被视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据传“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后来，“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无论是汤夺夏鼎，还是武王夺商鼎，并非要破坏它，而是把它保护起来，作为自己统治天下的象征。

前代的文物往往成为祥瑞的象征，如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而改年号为“元鼎”。

文物常成为封建帝王、士大夫遣性、玩赏的佳品，聊以自慰的精神食粮。

因为皇帝有权力占有文物，士大夫有经济实力购买文物；而且，文物本身是高度文化的凝聚品，玩赏、品评它是一种文化雅兴，正符合文化人的身份、地位。

2、文物是高雅的馈赠品。

在古代的社交活动中，无论是朋友之间还是上下级之间的交流，若用金钱，未免不雅，容易引起诸多误会。

如用文物，则风雅得当，高贵大方。

因此，文物常被作为皇帝赏赐臣下，下级巴结上级以及朋友之间沟通时的最佳选择。

3、文物收集还是一种变相的积财法。

自古以来，文物就具有经济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增值。

4、古人的丧葬观念是文物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古人受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随葬各种死者生前的用具，供死后享用。

从史前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使当时的珍奇之物埋入地下。

数年、数代甚至数千年之后，这些珍奇之物更见价值。

而盗墓又使得大量文物广泛流传于世。

后人在出售、购买、玩赏时，必须鉴其真伪、辨其时代、评其价值，这就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文物的理解和重视，文物学也就在交易、收藏、鉴赏、研究中得以诞生和发展。

第二节古代文物学的萌芽期从春秋末期到隋唐五代，是文物学的萌芽时期。

一、文物学萌芽的历史背景自从人类发明文字之后，历史就以书面的形式记载下来作为档案。

但由于朝代更替，殷亡之后大量文字资料散失消亡，平王东迁以后，西周史料也大半湮没。

春秋时，各国竞争，诸子百家共鸣，都必须借历史来阐明当世，故历史研究蓬勃开展。

由于文字的湮没，许多诸侯国在春秋以前的历史不清楚。

这就需要借用青铜器的铭文等文物上面的文字来证明历史，对文物的研究也因此发端二、文物学萌芽期的基本情况1、引用铭文以证史春秋时期，由于文字的逐渐消亡，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

《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者也，为先祖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

……”2、辨别真伪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已有对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真伪的辨别。

如《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

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

”《吕氏春秋•审已》载：“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

”当时也能分辨出石器与玉器，《说文》中记载：孔子对美玉的判断是远看鲜明光亮，近看洁净滋润。

3、访古调查司马迁作《史记》，除广泛收集古书外，还特别注意对古迹的踏勘。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

探禹穴，……。

”他还登箕山访许由冢，到长沙看屈原沉渊，至北疆观蒙恬所筑长城等。

北朝郦道元为注《水经》，调查古物古迹，书中记述汉至北魏石刻碑文百余通，还有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古迹。

4、特别注重文字的整理、考订（1）简牍：竹简的著录与研究是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

《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国者，孔子后世，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

……”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书，官府很重视，命臣下“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从太康二年（281年）到永康元年（300年）整理完毕，约10余万字，16种75篇。

这两批简牍都是战国文字写成，虽然距汉晋不远，但由于六国文字很难认，估计当时整理颇费功夫，应有一批很擅长古器物文字研究的人。

如：《史记•封禅书》载：“少君见武帝，上以故铜器问之。

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

’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

据《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扶风献铜鼎，大臣们欲荐之于宗庙。

但京兆尹张敞力排众议，指出：此鼎出于岐山之东，铭文内容是周天子对大臣的褒扬，大臣子孙把祖先的功劳刻成铭文，藏之于宫庙。

这种器形小而且有铭文的鼎不宜藏于宗庙。

《唐书》、《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三年，有万年人献五鼎，四鼎皆有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宝用。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文物上文字的整理、考订已比较多，而且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5、仿造、伪造古物已开始出现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经常仿造三代青铜器，以之达到尊崇儒术，宣扬礼教的目的。

还有人是为了牟取暴利、玩赏等目的。

周初的青铜器与殷末青铜器非常相似，愿因就在于仿造，这可能是最早仿造的例子，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由前面所列举的《韩非子•说林》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鲁国已伪造谗鼎以应付齐国。

到唐、五代时期，已有专门仿造铜器的官家作坊。

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曰：“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管花押。

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

世间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

”三、萌芽期的基本特点1、研究范围较广，涉及文物学大部分门类这一时期，涉及较多的门类有竹简木牍、青铜器，其次，瓷器、石刻、书法绘画、以至于墓葬、城郭等方面均有研究，有些方面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比如，由于竹简木牍在汉晋时期出土较多，客观上刺激了这方面的研究，故古代文物学时期，简牍研究之深当推此时期。

古书画的研究起步较晚，自魏晋南北朝开端，先后有东晋的顾恺之《论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

各门类的研究深度不一致，与出土量的多少有关。

2、文物学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不少门类处于零星研究状态。

竹简木牍的研究尽管在汉晋时期比较成熟，但而后的记载却非常少。

中国古代的制瓷业从东汉中晚期之后就比较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越窑系已经形成，青瓷的烧造达到了第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