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结构主义与叙事学 赖力行教授课件

第三章结构主义与叙事学

第一节结构主义批评的语言学背景及其特点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在法国风行一时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思潮，主要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三大领域，此外，还有拉康的结构心理分析和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何谓结构主义？简言之即对各种关系的研究。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说：“结构主义所要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从混乱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来。”这种秩序就是事物的结构关系，包括事物内各成份之间的组合法则和各现象之间的共同模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有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布雷蒙，热奈特等，他们的研究角度各异，运用的概念也有区别，但都表现出对简约化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的信赖和对叙事作品内在规律的注重。

一、结构主义批评的语言学背景

结构主义批评是一种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批评方法，他们的出现与20世纪人文学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从学术背景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为20世纪结构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索绪尔1913年去世，他生前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他的学生之间流传。1916年，他的学生把索绪尔三门课程的讲稿整理出版，名为《普通语言学教程》。《普通语言学教程》最富独创性的是归纳并提出了结构语言学的4项法则: 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横组合和纵聚合，以及贯穿于他的全部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方法。

“共时性”和“历时性”。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谓“共时”的研究，是在时间的某个特定点上对语言的结构关系进行考察；所谓“历时”的研究，是考察语言从时间的某一点到其后的某一点所发生的变化。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有它的历史范围，也有它当前的结构的属性。研究语言不仅应根据语言的个别部分，历时地研究，而且更应该根据语言个别部分之间的关系，共时地研究。19世纪语言学往往把单个因素从语言结构中抽取出来，进行“历时性”的研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结构，因此强调语言学应该把语言诸因素的各种复杂关系综合起来考察。显然，“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是系统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区别，前者表现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渗透。

“能指”与“所指”。这是指组成语言符号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索绪尔认为，能指是符号中的“显现”（即可以感知）的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就是语言的“音－形”部分，所指是语言的“意”，即它所指代的事物或意义、思想、情感等。能指/ 所指的关系是武断规定的，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方式是规约性的。由谁来规定？由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所规定，例如给朋友送鲜花，就得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送玫瑰、康耐馨还是送白色的菊花。而这些规定又往往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因此，这又带来下面的问题：能指/所指具有不对应性。所谓“不对应性”，是指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能指/ 所指的分割标准不同。例如，中国人说的“红茶”，英国人认为是黑的；中国人说的“白开水”、“白纸”、“白酒”，外国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水、纸、酒的“白”色。由能指/ 所指的不对应性，说明：所指并不是预先的明确的存在，不是一个等待着“能指”来“指”代的存在。

“言语”和“语言”。“语言”是社会的、抽象的；“言语”是个人的、具体的。索绪尔

认为，“语言”就像是下象棋要遵守的抽象规则和惯例，“言语”则是实际上下的一盘一盘的象棋。“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抽象规则和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的言语可以无限多样、千差万别，而语言的规则却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的规则使我们能够理解属于这种语言系统的任何一句话。言语/ 语言的区分，是索绪尔对语言学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此之前，语言学是一种个体语言学，或称描述语言学。索绪尔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语言，而不是言语。其理由是：在一个系统中，显在的、具体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一个深层的、隐在的系统，结构主义者就把前者叫做表层结构，后者叫做深层结构。在语言符号中，言语是个别的、零乱的，语言则是系统的、有序的。索绪尔提出符号中言语和语言的二元对立，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因为在差不多的人文学科中，都可以找出一个或者几个言语/语言的二元对立（如：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意识/ 潜意识等）。在文学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的表现就更为复杂：文学作品/意识形态（伊格尔顿）；作品/ 生活（洛特曼）；批评/ 诗学（惹奈特）；叙述情节/叙述语法（托多罗夫）；述本/ 底本（巴尔特）；作品的语言表现/ 构成元素的基本逻辑（格雷马斯），等等。

“横组合”与“纵聚合”。这对概念为词语的意义生成提供了全新解释。“横组合”关系，是符号内各成分之间的有顺序的排列，因此，横组合也就是一个系统内各因素在“水平方向”的展开，这样展开所形成的任何一个组合部分，称为“横组合段”。“纵聚合”关系，是横组合段上的每一个成分后面所隐藏的、未得以显露的、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替代它的一切成分，它们构成了一连串的“纵聚合系”（又译为“词汇套”）。因为它们是“垂直”展开的，故称“纵聚合”。任何系统构成中必然出现“横组合”与“纵聚合”这两个方面：横组合是系统本身要求的排列，纵聚合是系统内成分的选定。例如写诗，诗行按特殊要求形成横组合，“炼字”则是纵聚合上的运作（如“春风又绿江南岸”，诗行是七言律诗排列的要求，“绿”字是纵聚合上的选择）。要理解一个语句中每个词的意义，只认识横组合段上已依次出现的各个词之间的关系还不够，还必须考察纵聚合轴上“构成每一个说话者语言的内在库存部分”的那些词，因为这些词通过自己的未被选中来促进词的意义的界定。索绪尔提出“横组合”与“纵聚合”这对概念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语句中每个词的意义并不是自足的，而是超出自身之外，在“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结构关系中被确立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彻底摆脱了英美语言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体论，转向强调关系的系统论。索绪尔指出：“语言学恰恰是一门以没有……实体为特点的科学”，“在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可以正面肯定的东西”。这种强调关系而不是实体的思想，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它使人们认识到，语句中的词语可以靠系统内部的关系产生意义，而无须象瑞恰慈和奥格登的理论那样到系统外部去找指涉物。这就是说，“不是单个的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和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美国批评理论家杰姆逊指出：“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联系”，“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中产生了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语言的牢笼》第2页）。

索绪尔提出的观察语言现象和新角度和同步分析的模式被称为社会科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影响结构主义的最基本思想有以下几点：语词符号是任意的，某一符号与一个对象的连接完全是出于习惯的约定(于是，“狗”的发音与狗的概念联系起来)。所谓约定是任意的，对不同的语言来说，在于某一种语言的符号约定对另一种语言不具有任何约束性(所以在不同语言中，“狗”的发音和字形千差万别)。用索绪尔的专业语言:以上的分析适合于能指(即词的音响和形状)与所指(能指所表示的对象或概念)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词并不指向实在的对象本身，词只是具有意义。词义(即“所指”)是由符号之间的排列或者形状的差异(这里实际是指语系发音的音响效果或文字的构成形式，即“能指”)所决定的，比如，法文中arbre(树)与barre(杆)的差别。全部语言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