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

一、孔孟之道

孔子和孟子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杰出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孟之道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孔孟两人所共同推崇的“仁爱”学说更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对个人品格以及社会道德的最高要求。

（一）孔子“仁学”思想的建立

道德理想是指理想的社会道德状况和美好的人格，是个人和社会道德的最高境界。人类的道德理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之一，孔子的道德理想反映了他希望提高当代人们道德修养的美好愿望和对高尚社会价值观的向往与追求。其中，他所创立的“仁学”思想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研究“仁学”思想的产生必然要联系到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旧的社会体制逐渐瓦解，新的社会体制开始形成，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现象随处可见，贫民百姓更是生活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各地诸侯已彻底脱离了周王朝对其的控制，大一统的局面被日渐强大的地方势力所摧毁。而孔子作为一名具备高度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忧国忧民情怀的思想家，面对着当前这个礼崩乐坏、在战争阴霾笼罩下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他深刻地意识到了挽救当前所出现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寻求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法，决心要重新整顿社会纲纪，使纷乱无序的社会局面恢复到上下有序，贵贱有别的大一统局面，建立一个稳定正常的社会新秩序。“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孔子认为导致这种社会危机出现的其实是人们道德上的缺陷，所以解决当前社会危机的最主要途径便是解决春秋末期的社会道德问题，也就是以实行道德教化为手段，孔子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让广大群众接受高尚的道德情操，用这种高尚的价值观念去抑制违反纲纪的行为，让从周天子到庶民百姓无论何种等级的人都能遵守周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于是，为达到恢复周礼，要天下从无序可循转变成有序可循的目的，孔子脑海中便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仁学”思想。从此，“仁”便成为了孔子伦理哲学的核心。“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如果大家都立志于养成仁德，就不会胡作非为。这种“仁学”思想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具备“仁爱”之心，以一种和谐共处的心态积极入世，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服从于周礼，不做违纲乱纪的事情。这种“仁学”的思想是基于春秋末期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诞生的，是关于改造思想道德的学说

（二）“仁学”的主要内容

孔子提出的“仁学”对不同阶层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应该具备仁德。“仁学”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内容分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几种：首先，百行以孝为先，孔子认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应该遵循孝道。在孔子“仁学”的思想体系中，“孝悌”是“仁”的根本。孝悌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此种观念受当时的宗法制影响，在这样一个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等级严密的社会中，孝悌的作用将是很大的，孔子认为，只要君主将此种血缘亲情发挥好，老百姓就会兴起仁德。“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也就是说，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为人孝悌跟治理国家是有联系的，假如每个人都能尽孝心，以下犯上的恶劣行径就会大大减少，从而更容易地营造出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孔子关注的一个重点，在探讨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问题时，孔子还提出“爱人”的主张。其中，这里的“人”不分轻贱贵重，“爱”也不限于与自己有血

缘关系的人，也就是指孔子希望人们在对待与自己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时也应该展现出同样的爱心，对待他人也应像对待自己亲朋好友地那般友好。“仁者无敌”，要爱人就不能与人为敌，不能对别人抱有仇恨的心理，要与别人和谐相处。“爱人”是从“仁”的本质里发展出来的，是从血缘关系中外化出来的一种认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无差别的爱。它的具体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求人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第三，孔子深刻地意识到，单有道德理想是远远不够的，要达到治国安邦、恢复周礼的目的，还必须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外在的约束力，而“礼”正是这样一种能反映“仁”的外在约束力。先秦儒家学者推崇封建礼制，强调三纲五常，只有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般为人有序，社会才会得到和谐安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认为，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这里所体现的就是“礼”的约束作用，人们可以通过遵守“礼”来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如果说“仁”是人格修养的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礼”就是反映个人修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礼”可以说是各种美德的标准和底线，心里有了礼，就知道什么是“仁”，什么不是“仁”，具体要怎么做才合适，人们所展现的仁爱的行为举动都有了准绳可依，有度可以把握。“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乱，直而无礼绞”，一味恭敬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烦劳、忧愁；过於谨慎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显得胆小怕事；只知道勇敢而不以礼来指导的人就会鲁莽惹祸；心直口快的人不以礼来指导就会说话刻薄伤人。可见，即使一个人恭敬、谨慎、勇敢、直率，但如果不讲礼貌，不受礼有约束，就会变得不文明，甚至不道德，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破坏了人际之间的和谐。“礼”是围绕着“仁”来构建的，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遵守“礼”就是在践行心中的“仁”。如果没有了“礼”，人们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也就容易在实践过程中走了样，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因此，孔子倡导社会群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第四，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仁学”还涉及到了政治领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反映了孔子所提倡的“为政以德”思想，体现了道德教化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政以德”的实质是“仁”。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居于一个稳定的位置，而群臣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君王的统治。孔子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原则，把仁爱之心灌注于施政方针之中，反对以严刑峻法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反对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残酷压迫与剥削。同时，“为政以德”强调统治者要“正身”，所谓的“正身”就是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言行品德要符合为政者应该有的标准，尽职尽责，遵守“礼”的道德行为规范，并且以自身的一言一行来带动群众去遵守这样的规则和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为整个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认为，端正自身是搞好政治的前提，统治者不端正自身就难以端正社会上的各种恶劣行径，只有在做好自己本分的前提下，统治者才能与人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统治者的一言一行才能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些高尚的品德修养和规范守则就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从而避免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发生。一个道德自觉的统治者更能有效实施治国方针，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把“仁”推广到社会中，号召广大群众努力实现社会道德理想。第五，“仁学”中带有“君子人格”的意思。“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敬、宽厚、诚信、机敏、恩惠这五种品德是君子人格的一部分，孔子认为能实行这五种品德的人，就是个具备“仁”的人。

孔子的“仁学”内涵非常深厚，涉及的范围很广阔，它可以具体细致为一种待人接物的道德品行，又可以发展成一种社会道德的最高境界。“仁”是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从统治者到贫民百姓，社会全体都应该努力追求“仁”，以“仁”作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