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

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
要讲社会剖析派，不能不谈的就是矛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出版发行，1933年1月，茅盾的长篇《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它在当时读者和文艺界中迅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小说印出后，三个多月销内就印到了第4版。

据北平《晨报》1933年4月报道，北平某书店一在天内竟然卖出了《子夜》一百多册。

文学评论家纷纷撰文给予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

瞿秋白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朱自清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

可见，《子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划时期意义，在当时就被一些文学界人士所觉察到和承认了。

从茅盾个人来说，《子夜》是他自觉地改变创作道路的一个重大收获，是他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子夜》杰出的成就和贡献在于：第一，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社会剖析小说，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熔铸生活、再现生活的出色成果。

《子夜》通过30年代初期上海各阶层生活的真实描绘，力图科学地剖析中国社会，艺术地给以再现当时的社会状况。

第二，《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相当宏大的规模描绘了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第一次以相当可观的深度刻划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第三，《子夜》是“五四”以来第一部真正具有宏大而复杂的现代结构的一长篇小说。

在此以前，我国新文学虽然已经出现了不少长篇，但大多数线索单一，结构单纯，实际是些中篇，把中篇写长而已，而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子夜》则完全不同。

在这个作品里，多条线索同时提出，多重矛盾同时展开，小说情节交错发展，形成蛛网式的密集结构。

除了上述三个成就外，实际上《子夜》的成功，更在于它引导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以茅盾、吴组湘、沙汀和稍后的艾芜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形成。

茅盾本人在这一新的创作道路上，先后完成了《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一批社会刽析小说。

吴组细、沙汀也从三十年代中期起，陆续写出了各自的代表作。

到四十年代中后期，艾芜也踏上了这条新的创作道路。

对这些风格相近但并无社团联系的作家及其创作，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指称，严家炎第一次提出“社会剖析派”这一提法。

接下来我们结合作品分析一下社会剖析派小说的三个特点：
第一、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
有一个外国文学评论家把世界上的小说作家分成两种类型:一类具有诗人的气质，一类具有社会科学家的气质。

社会剖析派作家，可以说都是些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他们对于用科学态度去解剖社会，对借鉴法国、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作品，都显示出浓厚的兴趣。

茅盾从五四时期起，就醉心于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这种“科学的描写法”。

茅盾非常看重小说创作中这种科学理性精神，尤其是等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发展成了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剖析，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圣陶在四十年代就说: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

”吴组缃的情况也很相似。

他最初在清华大学读的是经济系，后来参加《中国社会》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被社会分析解剖所吸引。

开始用这种方法创作小说。

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再现。

而社会剖析派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它们力图对社会生活作出总体的再现，全貌式的再现。

社会剖析派的小说，往往是现实社会的某种缩影。

借“缩影”来显示社会生活全貌。

要想用缩影来透视全貌，必须选择好的题材，因此社会剖析派选材往往是大题材，选取了揭示社会本质最有说服力的问题—经济问题。

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是选取社会最敏感的问题是经济问题。

茅盾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等作品都是经济题材小说，揭示出我们当时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揭示出农民的破产不是偶然的。

为表现中国农村经济破产。

他们往往深入生活，在掌握大量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作分析，从而提炼出一、二个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形成主题，然后再进行创作。

茅盾创作《春蚕》的构思是受到“今年浙东春蚕空前丰收，农民相继破产”的消息的触发，联系到了故乡农村近几年在日本货的倾销
下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还有农民纷纷破产的现实。

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创作的。

《林家铺子》把30年代初期的民族战争、城乡经济、社会政治状况投影和交织在一个小小的商店，一户小小的人家身上。

林家铺子的倒闭可以看作中国城乡经济破产的缩影，以一个小小的铺面而牵动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的神经，确实是大家大手笔。

叶紫的文学理想是:“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到一点伟大的题材，来作我们创作的资料”，从而创作出“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他的《丰收》是当时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威胁下的农民生活和命运的作品中最为饱满的作品，深刻地构勒了旧中国农村的痛苦和动荡。

艾芜的《山野》则借助一个山村的抗日活动，显示了抗战期间整个农村的阶级分野。

第二、横断面的结构，客观化的描述。

社会剖析派作家经常采用截取横断面的方法来解剖社会，横断面的描写方法就是：截取一个横断面，把宽广丰富的内容集中到一个断面上来，通过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加以表现。

因此，艺术上就要求相对的严谨和精致，衷现上就要求像深处挖掘。

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是运用这种手法的代表性作品。

《一千八百担》的副标题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它写了封建大家族的成员为了从有一千八百担谷子的义庄财产捞取好处，而进行的一场激烈的争夺。

地点是宋氏家族的祠堂，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小说只写了大家族
将要开会前的场面。

短短的两个小时就把这个很有名望，曾经出过好几个举人的封建大家族内部的丑陋、腐朽、各谋私利、分崩离析表现的淋漓尽致，揭示了复杂丰富的社会内容，显示了时代的特点。

先后出场的有二三十人，他们各怀鬼胎，会前就勾心斗角，斗得不可开交。

商会会长——子寿想以松龄要用钱安葬祖先骨殖的名义，让义庄买下他家里没人要的一座竹山，从而捞取好处。

义庄的管事柏堂坚持要将这一千八百担归还欠宋月斋的借款，连本加利1500元，他自己就可以从中贪污一笔利息。

区长绍轩主张从义庄拿出钱支付所谓的“剿匪壮丁队”的费用，以便于自己侵吞。

小学校长翰芝主张用这一千八百担的钱办学校。

省城中学教员叔鸿声言自己有紧急用途，要向义庄借款。

讼师子渔等人干脆提出:“瓜分义庄，先分稻，后分田，大家平分。

我们先来个共产。

豆腐店老板，草药郎中也各有一套奇妙的言论。

除了宋氏家族明争暗斗这条线外，小说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祠堂外饥饿在农民聚会和抢粮。

作者把暗线放在后台来进行，直到最后才转到台前。

就在宋氏大家族成员争得不可开交时，断粮的佃户，成群结队、敲锣打鼓抢粮来了，从库里抢走了稻谷。

总之，《一千八百担》在祠堂这个单一的场面里，通过描写和对话，先后有条不紊地刻划了二十个左右出身和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

一个短篇小说能达到这样高的成就，实在不多见，它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熟悉和高度的组织情节、驾驭文字的能力。

第三、复杂化的性格，悲剧性的命运
社会剖析派作家放弃了革命小说那种简单划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之类的流行观念。

塑造了许多复杂环境里的复杂人物，提供了许多富有认识意义、使人难以忘却的典型形象。

接下来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茅盾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的老通宝形象，这个三部曲可以说大规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现象，全景式地展现了3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动乱，经济破产的现实。

作者塑造了当时一代农民的典型—老通宝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揭示了3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破产的真实情况，且由此透视了30年代的社会，从特定侧面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显示出深厚的社会思想内涵。

《春蚕》中，作者把那个在清明节后还穿着过冬的棉袄的主人公老通宝安排在一个典型的采桑环境里，这里有自然风景、历史条件、社会风貌、人物关系等。

通过老通宝的心理活动，我们认识这个人物具有热爱采桑，只凭经验办事不关心身外之事，还具有迷信思想的性格。

这就是所谓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老通宝的典型性格具有多重组合，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由于当时典型的采桑环境，农民世代以蚕事为本，饲养春蚕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形成了老通宝的热爱蚕桑，靠经验办事的性格，这是共性;又由于中国农民因循守旧的特点，他们靠传统的道德标准和经验维持一个稳固的内心世界。

老通宝60年来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他相信命运，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个性。

在《春蚕》中，作者这样写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

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劳俭朴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个规矩人……。

”在这里，老通宝从他父亲勤勉兴家中承袭了这样一个信念:勤俭、规矩、严肃认真的劳动就可以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兴家”。

甚至老通宝的祖父在“长毛”窝里混了六七年后仍不能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离开土地，他还杀了一个巡夜的小长毛逃回家来，这对老通宝不能说没有影响。

当然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中国农民固执保守的反映。

这种小农经济观念的形成也是有历史根源的。

在小块土地上花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人口的密度使精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他提供条件。

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农民的辛苦的劳动视为理所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

这在老通宝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希望《秋收》中，老通宝在禾苗将干死的情况下，仍不肯用“肥田粉”和“洋抽水机”，这一方面表现了当时人民大众的反帝情绪和盲目的排外思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民的愚昧无知，不相信科学，迷信经验，只凭固有的积沉的经验办事的小农经济意识。

在这种思想模式下，他们相信“生死有命”，而又听任天气的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

而一旦这种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心理被打破失去平衡后又表现为困惑。

因此，当禾苗要被干死时，老通宝却不去想方设法弄水，而是
去求神拜佛，希望“老天爷”开恩，在迷信神佛里求得安慰。

在老通宝身上，又有着中国农民忠厚老实、勤劳的一面，他幻想靠自己辛勤地劳作和老夭爷开恩就会丰收，从而就会有吃有穿，甚至有自己的田地。

但同时又在这无限美好的希望之中夹杂着惶恐不安，甚至是恐惧。

《春蚕》的希望破灭之后，老通宝一家又对《秋收》充满了希望。

但是和《春蚕》一样，这希望也是预约的，这预约的希望给了老通宝一家和当时许多农民拼死拼活的动力，但是希望又在哪里呢?春蚕熟却又背上了新债，努力种田，丰收了却仍享受不到丰收的幸福，农民的幻想肥皂泡一般地完全破灭。

希望过后是绝望，而且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江南农民的命根子，不是春天的蚕，就是秋天的米。

然而春蚕的美梦破灭于了，秋收的幻想也绝望了，在这残酷现实面前，老通宝的盲目强调传统的“人穷志不穷”的人生观，打算在反动派统治下做“正派”人的保守思想统统宣告破产。

事实情况教训了农民，单靠勤俭生产是不能翻身的!老通宝到要断气时，才觉得小儿子阿多的言行是对的。

从《春蚕》到《秋收》，使人看到老通宝性格发展的完整过程。

在老通宝身上，还有阿Q精神。

这在《秋收》里面表现得很充分。

老通宝由于《春蚕》中的劳累和打击病倒了，家庭生活也陷于饥饿的绝境，靠南瓜糊充饥，一天老通宝在正午捧了碗南瓜到“廊檐口”，忽然看见小宝拿着一个烧饼从荷花家里出来，不禁引起他复杂的心情:艳羡、仇恨、嫉妒。

于是他说那是荷花做强盗抢来的，而一旦得到黄道士的证明他的猜测是对的，他不禁得意了:荷花家的烧饼果然来路
不正。

而这时明明最需要的就是烧饼，心里迫切想吃到一张饼，却嘴里骂饼来路不正，这不和阿Q心里想革命，嘴里又说革命党要杀头有着本质的相似吗?在车水、施肥过程中，老通宝一方面希望有水使稻复活，但一听到租用镇上的“洋水车”来救急，就不高兴，但他又以“洋水车”不灵来作为理由，后又退一步想，即使“洋水车”真正灵验，也得等别人用过再说。

别家租用“洋水车”当真灵验，老通宝又怀疑那是泥鳅精吐唾味，一下子就要收回去，但终于抵不过汪汪绿水的诱惑，在他内心的苍白的防线终于垮掉了。

他觉得是别人用过了之后保险些，而且大家都用“洋水车”，看在稻子的份上，姑且也用一用吧，因此精神上也感到了宽松。

这是农民的实用主义战胜了保守主义思想的结果。

总之，从《春蚕》和《秋收》中，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农民老通宝身上所特有的勤劳、善良、质朴、执着于土地的品质，以及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传统意识的毒害造成的狭隘、保守、迷信的弱点，还可以看到30年代初的时代影响，在他身上打下的明显的烙印。

那就是:一方面他不明白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依附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变本加厉的经济侵略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现实。

他不清楚“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但却能凭直觉感到“洋鬼子”确实是破坏了固有的农村经济，并使他产生了不安的心理情绪，而时时牵动他的思想行为;
另一方面，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群众反抗压迫的革命风暴又在冲击着他。

尽管他顽固、保守，但是从他那逆来顺受的惨重教训中终于
在临终前意识到他的儿子多多头走的抗争道路“是对的”，从而显示出时代的巨大感召力。

老通宝是一个具有传统思维方式并固有传统生活方式的“老中国儿女”，狭窄的生活视野，使他难以看到大千世界的历史变动;农民式的思维，又阻碍了他更深入的思索，对待家道的沦落，只能以传统的心理定势，以“命运”去解释。

对所遇到的问题的处理处处表现出保守态度和迷信思想，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梦幻之中，抱着侥幸的想法，沿着固有的生活方式往前闯。

“只要不象去年，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拨还一些吧”，“只要蚕花熟，就好了”，“只要……就……”简单的思维模式，却蕴含着无限的希望。

但这希望也是虚幻的，因此，老通宝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在当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渗入农村，中国民族资本家已无力自保的惨况下，老通宝这一代农民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早已注定了的。

他的悲剧，既表现了作者对殖民地化了的中国现代社会扼杀农民，将农民推向绝境的社会本质的愤怒控诉，也是对那些不愿改变生活常规，寻求新出路的保守迷信农民的落后性格的尖锐批评。

上述是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的三个特点。

如严家炎所说：“社会剖析派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其乡土小说创作以科学的理性精神，追寻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在剖析纷杂的历史事态、激越的时代风云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从而使得以茅盾为代表的“乡土社会小说”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仍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