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李金铮

一如何评价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到民间去」，搞「民众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热潮。发起和参加这一运动的，既有社会团体，也有政府机关，还有慈善机构、大专院校、教会组织等。1934年，全国已有六百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一千多处从事实验1。这一规模空前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作为历史学者，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尽力复原历史过程以外，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前辈们的事业做出公正的评价。本文拟对影响较大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举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简称定县实验），贡献一得之见，以求指正。

我自1986年开始关注平教会及其举办的定县实验，在定县（今为定州）、北京、南京等地，尽可能搜集了所能见到的资料。尤其是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平教会的一个全宗，包括工作报告、农村调查以及图片等等，弥足珍贵。迄今，我认为，关于平教会和定县实验的历史线索和基本史实已经大体弄清了，而对它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以往对于定县实验的看法。1930-37年，每年到定县实验区参观者络绎不绝，形成风靡全国的定县参观热。参观者有国内的，也有外国的，有乡村工作者，也有学者、专家、新闻记者以及军政各界人士。不管到过还是没有到过定县的，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定县实验发表过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意见，对定县实验持全面肯定态度。如科学家任鸿隽教授认为：「我们以为平教会的主张最为正确。它的贡献也值得称赞……不管它的成绩怎样，它的效果怎样，我们以为它的方向是不错的。」2

第二种意见，对个别方面予以肯定，但总体上是否定的。如经济学者孙冶方认为，不能否认改良主义者的教育和技术意义，但其「主观方面的好意，绝不能掩饰他们底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3。

第三种意见，全盘否定。如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认为：「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原因不外是实际作过工作的寥寥无几，就是作了，也多是『空而无用』。」4

第四种意见，已经脱离平心静气的轨道，完全情绪化，甚至恶意中伤，极尽谩骂

之能事。如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说：「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的东西。」5

1949年后，受政治气候和中国革命范式的影响，直至80年代初，对定县实验不仅完全否定，甚至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和走狗。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认为，晏阳初的平教实验「这条道路不仅是走不通的，而且是一种反动的」，「经过他们的『实验』，农民更穷了，所谓『生计教育』不但不足以救穷，反而甚至不能维持前几年『穷』的水平。」6

80年代中期以降，随著思想禁锢的解放，对定县实验表示肯定或部分肯定者愈来愈多了。学者大多持两分法，即一方面认为平教实验对当时的乡村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中国革命角度而言，其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我在1990年曾撰文指出：「平教会企图用改良主义的理论和手段达到农村复兴的目的，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必定陷入失败的泥潭」，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定县实验，「在中国整个的政治经济没有出路之前，局部的改良亦不是说没有必要，在农村给农民做一点好事，比根本袖手旁观不做终要好些。」7 1999年郑大华著《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也大体持此看法8。

以上对定县实验的认识过程，可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认知的缩影。我认为，对任何历史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到接近历史真理的过程，随著时间的推移，对历史的认识终将愈来愈清楚、愈来愈客观。80年代以来的研究证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比以前大大进步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历史评价体系。我认为，必须按照当时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为标准，而不是以今天的条件为准绳，最起码应该利用社会公正标准去评判历史事件，而不是沦为政治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所谓社会公正标准，即凡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为人民大众的福利，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努力，并提供了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东西，都值得赞扬和肯定。至于由甚么人、甚么阶层的人乃至甚么政治派别的人来承担这一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一任务采取甚么方法和途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比如，爱国的表现形式是多元的，不能要求千篇一律，抗战时期，拿枪上战场固然是爱国的，也确实是最需要的；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拿枪去战斗，那些不拿枪在后方搞建设，甚至在书斋中做学问，光大学术事业的，同样是爱国的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说，建设事业都要等到战争胜利以后再进行。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能以自己的救国途径和贡献来否定其他的救国途径和贡献，它们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那种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政治史观，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像参与和创造定县实验历史的人们，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都处于实验和摸索之中，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仅以「事后孔明」的思想和现代标准，来轻易否定他们的做法，就难免有苛求之嫌。

二定县实验参与者及中立原则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萌发了新的因素，但贫困落后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二十世纪20、30年代，受军阀混战、天灾频仍和农民经济恶化的刺激，以及各种新文化启蒙思潮的影响，大批爱国志士怀著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极力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平教会开展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即为其中的一面旗帜。

平教会将乡村建设提到担负「民族再造使命」的高度，甚至把定县实验看成是弥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缺陷的革命性工作，还将此比作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为我们的工作的价值，决不在苏俄『五年计划』之下」9。晏阳初强调，乡村建设的使命不是救济农村或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10。它之所以担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是由乡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一来乡村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谓「以农立国」，离开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家就不存在；二来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中国政治的出路必须从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三则乡村是中国人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代表中国的是居住在两千多个县中无数农村里的乡下佬11。可见，定县实验者有著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命感，真心想改变中国乡村的落后面貌和农民的愚昧状态，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的潮流。

平教会没有停留在爱国的口号上，而是冲破「学而优则仕」、「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走知识份子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北京的报纸评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份子迁往乡村运动」12，晏阳初也为之自豪地说：「这实在是空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或世界历史上都是找不到的。」13据统计，在定县实验区工作过的人员，总计约四百人左右，每年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其中留学国外者约二十人，国内大学毕业者约四十人14。总干事长晏阳初，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各部门负责人，也多是留学欧美及日本的博士、硕士。如乡村教育部主任傅葆琛是康乃尔大学农业研究院教育系博士，秘书主任谢扶雅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总务主任瞿菊农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平民文学部主任孙伏园留学法国，艺术教育部主任郑褧裳留学日本，戏剧教育委员会主任熊佛西是哈佛大学博士、副主任陈治策也留学美国，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是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继任主任姚石奄也留学美国，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是哈佛大学博士，公民教育部主任陈筑山留学美国和日本，学校式教育部主任汤茂如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社会式教育部主任霍六丁（后兼定县实验县县长）留学美国、副主任汪德亮也留学美国，乡村工艺部主任刘拓是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其中，有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有的任过大学教授，有的还做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