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语义学的发展

摘要：情境语义学最初是作为外延模型论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替代理论而创立的，它面向自然语言、面向信息和面向人工智能，是一门交叉性和综合性研究领域。

早期情境语义学研究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来阐释语义问题。

随着其哲学阐释的成功和解题功能的增强，情境语义学经历了一次研究方向的转折和研究范围的拓展，成为众多学科的关注热点。

现在，情境语义学仍然具有巨大研究价值和发展潜力，仍在继续发展。

关键词：三个面向；逻辑全能；弹弓论证；研究转向中图分类号：Ｂ８１５．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３５－０５第１１卷第５期２００８年９月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１１Ｎｏ．５Ｓｅｐ．２００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情境语义学的发展贾国恒（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８）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５－２５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逻辑哲学重大问题研究”（０５ＪＪＤ７２０．４０００２）；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青年科研课题项目“面向自然语言的情境语义学研究”（Ｃ１０）作者简介：贾国恒（１９７１－），男，河南上蔡人，浙江大学博士后，新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逻辑、语言与认知的交叉领域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巴威斯（ＪｏｎＢａｒｗｉｓｅ）和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佩里（ＪｏｈｎＰｅｒｒｙ）共同创建了一种新的语义学理论，即情境语义学（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美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德福林（ＫｅｉｔｈＤｅｖｌｉｎ）对情境语义学的阐发较早，有许多自己的独立研究，对情境语义学的发展也有重大贡献。

巴威斯和佩里认为，“意义的自然家园是现实世界……我们相信，语言意义应该处于这个充满意义的大体世界图像中，这个世界中充满着生物体恰当适应意义的信息。

”［１］１６他们认为，自然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传递信息，人工智能的关键问题在于信息的传递、接收和处理，而语言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总是要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

因此，一方面，巴威斯和佩里努力从信息流动和信息内容的角度来构建一种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不但能够阐释现实世界中包括语言意义的所有种类的意义，而且能够为自然语言（比如英语）构建出一种语义学，以阐释语言的使用者处理信息的方式。

“我们把它称为情境理论，把它在自然语言中的运用称为情境语义学。

”［２］１７７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把把情境语义学构建为一种语义理论，以反映自然语言的意义，把情境理论构建为一种意义理论，以反映现实世界之中的所有种类的意义。

后者是前者的基础理论。

情境语义学研究离不开情境理论研究，这可能会使人错误地认为“情境语义学”这个术语在情境语义学之中有广义和狭义用法之分。

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实在论倾向的人工智能学家和语言学家，巴威斯和佩里创立的情境语义学是从现实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界和自然语言中的意义的，他们希望通过研究自然语言和信息来解决人工智能的瓶颈问题。

所以，作为一种语义理论，我总结，情境语义学具有“三个面向”的学科性质：面向自然语言、面向信息和面向人工智能。

可见，情境语义学是一个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研究领域。

因而，自创立以来，情境语义学的发展就受到多种学科和众多学者的关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之后，情境语义学逐渐传入国内，并于近两三年来呈现出热点之势。

本文的主旨是厘清和评述国外情境语义学的发展，为国内逐渐升温的情境语义学研究状况提供它的一个清晰的发展历程和一些适当评论。

按照它的发展历史，我把情境语义学的发展分为下述两个阶段。

一早期情境语义学的发展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巴威斯就开始研究语言模型论。

但是，像其他人一样，巴威斯回避了超出源自一阶逻辑的数学难题。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巴威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了一个数学历史研讨班。

在这次研讨活动中，巴威斯强烈感受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逻辑学家所说的数学活动本性对于自然语言的不足够性。

于是，巴威斯就开始关注语言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蒙塔古（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ｏｎｔａｇｕｅ）首创了自然语言的一个形式语义理论，即蒙塔古语法（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Ｇｒａｍ－ｍａｒ）。

然而，巴威斯认为蒙塔古语法不能令人感到满意。

他指出，蒙塔古语法虽然吸引人，但它有两个方面令人感到不满。

一方面，它处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框架内。

但是，可能世界语义学以及其他基于“世界”的传统理论所提供的意义分析工具都不能处理自然语言的丰富语义。

因而，他对基于“世界”的传统理论感到不满。

“这种不满的根源……在于基于世界的传统理论对命题态度报道（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ｓ）的考察虽然有关但比较简单。

”［３］６１例如，可能世界语义学遭遇到逻辑全能（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ｍｎｉｓｃｉｅｎｃｅ）等问题，即它错误地断定，如果你看到、知道或相信φ，那么你也就看到、知道或相信与φ逻辑等值的或者由φ而合乎逻辑地推出的任何ψ。

这是令人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支持蒙塔古语法的外延模型论（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ｒｙ）在计算上也毫无希望，即使在最初级的层次上也是如此，因为它使用的是武断的有穷类型的总体函数（ｔｏ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ｆｉｎｉｔｅｔｙｐｅ）。

所以，巴威斯就考虑怎样利用可遗的相容的部分函数（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ｉ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来重构蒙塔古语法。

但是，他很快发现，可能世界语义学中潜藏着语义整体论（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Ｈｏｌｉｓｍ），而语义整体论与利用部分函数来表达部分信息（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是不一致的（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语义整体论可以追溯到现代逻辑学先驱弗雷格那里。

弗雷格认为，无论其所使用的情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如何，句子的所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都是其真值，非真即假。

实际上，自然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句子都不能一成不变地划分为真或假，它们可能在一些情境中为真，但同样的句子在其他情境中却可以为假。

所以，巴威斯认为，弗雷格的这个技术决定把一种语义整体论偷偷带进了逻辑的核心，从逻辑学家那里剥夺了情境。

１９７９年秋，佩里举办了一次关于弗雷格和命题态度的研讨班。

同年冬，巴威斯举办了一次关于感知报道（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语义学的研讨班。

他们的研讨班都遭遇到他们后来称之为“弹弓论证（ｓｌｉｎｇｓｈｏｔ）”的问题。

弹弓论证其实是一种先验性论证。

“弹弓论证”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意思是说这种论证的篇幅都很短小，使用的理论工具都很简单，仅包含一种摹状词理论和当时流行的逻辑等值概念，而没有长篇大论的篇幅和可以称得上“飞机导弹”的复杂理论工具。

丘奇（ＡｌｏｎｚｏＣｈｕｒｃｈ）、奎因（Ｗ．Ｖ．Ｑｕｉｎｅ）和戴维森（Ｄｏｎａｌ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等人都以不同形式使用过弹弓论证。

例如，对于下列句子：（１）斯科特是《崴弗利》一书的作者。

（２）斯科特是那位总共写了２９部关于崴弗利的小说的人。

（３）斯科特所写的关于崴弗利的小说的数目是２９。

（４）犹他州的县的数目是２９。

从事实上看，这四个句子都是真的。

丘奇论证说，除了真值相同外，句子（１）与（４）没有任何共同点；因为句子的所指就是它的真值，所以从前一个句子过渡到下一个句子时，句子的所指总是相同的。

因而，他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真句子都有相同的所指，这至少是有道理的。

”［４］２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弹弓论证。

但是，按照巴威斯和佩里的思想，这种弹弓论证存在巨大缺陷。

直觉上，情境就是对象和关系的复合体。

对于上述弹弓论证，从一种角度看，在（１）和（２）这两个句子所指示的情境中，唯一的对象是斯科特，但在句子（３）和（４）所指示的情境中，唯一的对象却是２９。

因此，句子（２）与（３）就不能必然地指示相同的情境。

从另一种角度看，“《崴弗利》一书的作者”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斯科特，而是要把它所提及的对象和性质的复合体贡献给句子（１）所描述的情境；同样的道理，“那位总共写了２９部关于崴弗利的小说的人”也把它所提及的对象和性质的复合体贡献给句子（２）。

这样看来，句子（１）与（２）所指示的情境就不是必然相同的；同样的道理，句子（３）与（４）之间也存在类似情况。

总之，这两种角度都不能保证上述弹弓论证的有效性。

佩里参加了巴威斯的关于感知报道语义学的研讨班，他注意到自己与巴威斯的思想具有一致性。

在巴威斯的研讨班的最后一天，佩里向巴威斯建议他们之间进行合作，就弹弓问题合写一篇文章。

起初，他们都认为，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冬春之交的那一周就可以把文章写好。

可是，在具体合作中，他们很快就发现，“当我们把两种思想混合在一起时，却存在着激烈的反应，比我们的预料要大得多。

”［１］８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但在拒斥弹弓论证上具有共同点，而且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是互补的。

巴威斯“关注与部分结构和部分信息的作用有关的东西，而约翰则关注从开始认识到语言与思维的效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时起我们拥有什么，关注句子和心智状态根据它们的语境来传达不同信息的能力。

把这两种关注与我们对实在论传统的共同承诺放在一起，正如我们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就产生了情境语义学。

”［５］ｘｉｉｉ巴威斯非常看重他们的合作，他说：“今天的情境语义学，正如我们所理解，产生于我和约翰的合作成果。

”［５］ｘｉｉ《隐蔽的情境》（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是巴威斯和佩里合作的第一篇有关情境语义学的成果，但它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甚至连“情境语义学”这个概念也没有提出。

１９８１年，巴威斯在美国《哲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上独立发表一篇重要的开创性论文《情形和其他情境》（Ｓｃｅｎ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在这篇论文中，巴威斯“首创了‘情境语义学’这个术语。

”［７］ｘｉｉｉ因此，可以说，《情形和其他情境》标志着情境语义学的正式诞生。

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巴威斯和佩里合著的论文还有《情境和态度》（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１９８１）和《语义质朴性和情境坚强性》（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ｎ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１），以及专著《情境与态度》（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情境与态度》出版于１９８３年，它是巴威斯和佩里对他们以前已有的情境语义学成果的总结和进一步发展。

因此，《情境与态度》是他们关于情境语义学研究的早期代表作。

《情境与态度》很快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评论。

因此，《情境与态度》出版一年半后，巴威斯和佩里以访谈录的形式撰写了论文《情境的转换和态度的转变》（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ｈａｋｅ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以回应众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