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文人思想观点定位的转变

论魏晋文人思想观点定位的转变

摘要：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魏晋时期作为中古时期的开始，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文学开始走上自觉的时代，中国纯文学也开始了其快速的发展。所谓“文学自觉性”即寻求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回归文学自身的特点，使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从而书法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表明魏晋文学已经成为一种非功力的纯文学创作。

关键词：魏晋；文人；文学；自觉

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魏晋时期作为中古时期的开始，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文学开始走上自觉的时代，中国纯文学也开始了其快速的发展。所谓“文学自觉性”即寻求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回归文学自身的特点，使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从而书法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表明魏晋文学已经成为一种非功力的纯文学创作。

魏晋的思想家和作家，大抵都是士人，他们的出身与社会地位虽然有着一些差异，但是基本情况与那些名士多少有类似之处。因此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大体上也有着合作又相抵的，这与汉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但是魏晋以后的社会状况，和汉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面对全新的社会现实，人们自然也会提出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因此，魏晋文人思想观点的定位也就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首先，从汉代以来，在思想界占领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三纲五常”以及阴阳谶纬学说，所谓“三纲五常”，“三纲”

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谶纬学说主要以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阴阳五行学说及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视为社会安定的决定因素的一种学说。而经过西汉与东汉的历史经验，证明它不但不能足以保障百姓的安定生活，更不足以维护皇朝的统治。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在这种思想的统治下，是及其不利于他们实现抱负的，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他们的个性。因此在西汉末年，就有人转而倾向老庄思想，这样的风气一直发展到东汉。王充作《论衡》，对董仲舒的学说颇多批评；张衡作《两京赋》，已经有多处流露出老庄思想的影响，直至《思玄》、《归田》二赋，道家思想尤为明显。除了这些士人，一些统治者本人，也并不据守礼法，史称曹操“任侠放荡”，“佻易无威重”；曹丕的“慕通达”也是如此。老庄思想的备受重视，对当时士人的思想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解放作用，这在他们生活态度方面有着很明显的表现，如建安时代的狂士仲长统作《乐志论》，说只要有一定的生活条件，可以满足其生活要求，就当安居田园，以“老氏”、“至人”的思想自我安慰，不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后来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指出“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付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

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种论点，实际上是强调人的志趣和个性。这种思想的出现，对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魏晋文人由于强调个性，因此对“礼法”十分反感，受儒家思想和“礼法”的束缚也就很少，思想上比较活泼，敢于提出许多大胆的议论。

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发生了动摇，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的虽为老庄的影响，有的也与现实生活的发展有关。曹丕生前作《典论》认为“火浣布”这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到曹睿时，曾下诏把《典论》刊石，以永示来世。便到少帝齐王芳即位之前，西域就来献“火浣布”，于是只能刊灭这段文字，为人们所笑。这种事实使得不少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另外，对于“神仙”之说，虽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汉代士人中相信的较少，而到了魏晋，信者见多。虽然现在看来，神仙自然是不存在的，但是种种信神言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人们开始对其生活的周围世界做新的思考。一些神仙言论自然未必正确，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则颇具合理性。因为人们对世界上的食物至今还不能有充分的认识，未知的东西还是比已知的东西要多，如果因为不认识不理解而斥为怪诞。魏晋以后大量志怪小说出现，其故事大多数不可信，而在文学题材和手法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东晋以后，由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南移，许多文人接受了南方民歌以及民间故事的影响，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从内容方面而言，中原的民间也有神话故事，但这些神都是威

灵显赫，令人敬畏的，几乎没有人会去设想富有人情味的神。至于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也有较显著的变化，在汉代的民歌《相和歌辞》中，形式是比较多样的，四言、五言、七言、杂言都有。魏时以《相和歌辞》为基础而设当加以改造的“清商三调”也基本如此。但是东晋以后的乐府诗，基本都是五言和七言。这种变化显示和南方本来盛行五言的《子夜歌》和七言的《白紵歌》有着密切的关系。

魏晋以后，佛教日盛，这大约是因为当时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使得许多人转而皈依宗教以求解脱，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也曾利用佛教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大概佛教传入中国较早，相传为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后，就有一些西域僧人在汉人的协助下翻译佛经，但是士人中的影响不大。佛教在士大夫中广泛相传则始于东晋，其中在北方影响较大的是佛图澄、释道安和鸠摩罗什；在南方则当推支遁和慧远。佛图澄主要生活在后赵中后期，一些典籍关于她的记载颇多神话色彩，但很少关于他思想观点的论述。他的弟子释道安生活与前秦时代，他有一些文章传世，不但佛学的造诣极深，连文章也为当时长安许多文人所宗。鸠摩罗什是佛经的翻译大师，他宣扬大乘佛法，由于他能通汉语，所以深解翻译经文的甘苦。南方东晋统治区的名僧支遁，和许多士大夫都有交往，其中像许绚、孙绰、袁宏等均一时著名诗人。支遁地学说主要是援引老庄以解佛理，引佛学以释老庄。慧远乃释道安弟子，他不但精通佛学和老庄，还兼通儒家的丧礼，还善于作诗文，他不但有诗文传世，而且在他的影响下，庐山的一些佛教徒，也有诗文创作，对写景作品颇有影响。

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佛经的大量翻译，许多印度和西域的故事，也都传入了中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至于专门宣传佛教的志怪小说，起源也很早，现存最早的作品，当推东晋谢敷的《光世音应验记》。在此后较有名的宣扬佛教的著作，还有南朝刘义庆的《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都有许多文学价值较高的故事。由于佛教盛行，僧侣们为了传教，又使用“唱导”的方法，用宣讲的故事的形式宣扬佛教。“唱导”的出现不但推广了佛教的传播，对后来唐代的素文学更有极大的影响。（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