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亦舒笔下女性的传统与现代

论亦舒笔下女性的传统与现代

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09中文本 780901023 欧阳俐俐

【摘要】亦舒是香港著名的言情小说家，她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二十多年经久不衰，一度出现过这样的说法“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然而，亦舒充满强烈的现代都市气息的作品，以洞察世情的目光，简洁优美的笔调，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之中，其鲜明的女性形象塑造与艺术感染力使其成一家。她笔下的女性，既有传统的回归，亦有现代的叛逆，融合了中西文化气息的女性，是有了灵魂的生命载体，成为一朵朵生命的奇葩。

【关键词】亦舒小说；女性形象；传统回归；现代叛逆；艺术感染力评论家们说，香港著名女作家亦舒的小说“最现代”不过了，她描写的“现代”香港社会，极力赞美的是香港女强人自信、自尊、独立自主的“现代风貌”。但我觉得亦舒的小说既有现代的一面，也有传统的一面，因为她的小说反映的仍是“女性寻找男性”的主题。女性的自我觉醒，人生价值的规定，还是有一个先在的尺度——男性标准，所以，现代女性骨子里依然有传统文化的束缚，体现在女性的温柔多情，性格的依附妥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家庭的回归。女性若要独立、觉醒，必须努力去冲破这一尺度，达到精神与物质的独立，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亦舒的小说，正体现了当代都市女性传统的回归和现代的叛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部分女性的心理矛盾及她们在现实中的挣扎。

一、女性传统的回归

女性作家关怀女性问题，无疑在艺术背景上，还是历史情景中，都是合理选择。亦舒的小说，着力描写女性，关怀的是女性命运和女性意识，所以她笔下的女性，或传统，或现代。尽管生活在现代的香港都市，她们与身具来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底蕴依然保留，以此，她们才能找到心灵的寄托与安慰，从而表现为一种传统的回归。要探索这一现象，必须从香港的特殊性来看。

香港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但由于香港一段时期被殖民者侵略，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大陆的交流被割断，在这种传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交叉矛盾中，香港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这在赵稀方的《小说香港》中有一定的体现。对

香港文化身份的探讨与分析是《小说香港》最具理论个性与阅读吸引力的部分之一。作者的研究思路得益于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受到的启发，关注“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强调从新的历史意识出发去辨识复杂的历史问题。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的那样，人们习惯于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同的文化，但“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身份“决不是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1】。

为了证实这一理论，赵稀方研究了一批香港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发现在张爱玲看来，香港的“殖民性是内在的，难以摆脱的”，就像“葛薇龙后来无力摆脱她一开始在梁宅所看到的陌生性和奇妙性一样”。但以我来看，这种陌生性与奇妙性，正来自殖民性与现代性的混合，它令张爱玲着迷，又给她一种不真实感，犹如“人生是一袭华美的长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那样使她落寞与恐慌。王安忆的“小说香港”则不然，她“将大量的形容词与哲理都铺陈堆砌到香港身上，但它们却相互抵消，表现的毫无意义。香港在这里无所不能，无所不是。对比《长恨歌》中对上海里弄的熟稔展示，我们发现王安忆对于香港其实是陌生的，小说中的确也缺乏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具体描写。”[2]这正如“毛姆对于香港‘东方情调’的赞美不过是殖民意思的表现形式，王安忆小说对于香港的奇异化、空洞化，其实仍是‘中原心态’的流露。”由此可见，这些小说叙事使人的思维活动形成了一个意义结构，人们不但依据一种价值标准进行思考和判断，也在无意思中依据一种标准进行记忆和回忆。至于施叔青、李碧华、钟晓阳的小说香港，侧披上了一袭华美的“怀旧”长袍。在他们看来，虽然时代在不断前进，“而香港都市已经定型，已经不再有对香港现代化的欣喜，更没有为香港辩护的心里。他们习以为常香港都市的一切，所思所想反倒是香港的都市弊端，尤其是在他们遥想的过去相比较的时候。”因此，书中明确指出：“张爱玲是贵族大家之后，时代的新旧交替造就了她的虚无与恐慌；现代都市里年纪轻轻的钟晓阳却生就一副天老地荒似的虚无感，不能不令人称奇。恐怕只有从反省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才能够理解钟晓阳一往情深地寻觅古典诗意的特定心理。”“如果说钟晓阳尚在现实中寻觅

古典诗意，那么李碧华对于现实早已绝望，她宁愿回到古代去寻找那一份情意，仅此还不够，她还要以此对照反讽现代香港，于是就有了一个个“借尸还魂”的故事。”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怀旧”，共同构成了关于香港的“想象体神话”。

[3]刚好切合了她们笔下女性的古典文化修养，她们有知识，有想法，有追求，温柔、体贴、甚至有为爱情牺牲自我的精神，这种在现代生活中仍保留的传统美德给了她们持久的魅力。可有时她们似乎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一种传统文化氛围里。她们想回归传统，从里面找到慰藉，以摆脱现实的给她们带来的失望。

从赵稀方研究这些描写香港文化的作家中，我认为，她想表现的是香港人对于时代变迁的恐慌，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回归传统文化，他们才能找到归属感，才有作为一名实实在在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一些作家，也许对香港的“杂”文化或残酷的商业竞争难以适应，所以他们才想回归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心灵的寄托，找寻一份宁静，找到文化的根。或者说，保留传统的内涵会让她们在繁华的都市中特立独存，拥有一种怀旧的神秘感，反让她们显得更出众。

然而，香港还有一种殖民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中西文化传统观念和新旧意识形态的碰撞和融汇中，对现代都市女性生活和意识的揭示，亦舒有一种她自己特有的眼光，一种融合了东西方美学思想的审美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香港女性在追求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的时候，无可奈何地陷入中国情感和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文化漩涡之中的人生图景，并从多元视角上回答着娜拉走后应该怎样的问题。这足以表明，亦舒清楚地知道现代女性的心理，她们想要抓住女性的经济的自主，从而获得人格的独立、尊重、平等，可是她们又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来自于她们自始自终对男性的寻找和家庭的回归，因为作为女性，她们需要绝对的安全和归属感。尽管她们在商业漩涡中获得了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竞争机会，但是她们必须具备男人一样的力量，能力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为事业奔波劳累，潜伏于女性内心的却是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忧惧感，使她们特别渴望去爱与被爱，特别需要一个家，一个爱的港湾作为栖息之所。正如她们在爱情与婚姻上所展现的，在小说《她比烟花寂寞》中，女记者徐佐子虽然一直否定女星姚晶对待爱情的态度，她说：“对配偶抱着那么大的寄望是太过幼稚天真了”，[4]因此，徐佐子经常不惜与自己的男友吵翻，她认为自己重要，可贵，对爱人、爱情，她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