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国家主义者的沉浮

曾琦国家主义者的沉浮

曾琦（1892―1951年），原名昭琮，字锡璜，因仰慕北宋杰出政治家韩琦而改名为曾琦，字幕韩。四川省隆昌县人。他是一个守旧的书生，对当时的新思潮不闻不问，但却是源自欧洲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信仰者；他是“五四”时期的最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更是民国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留日学生罢课归国的急先锋，也是依附蒋介石打内战的帮凶。历史发展浩浩荡荡，滚滚向前，曾琦逆潮流而动，终被时代所湮没。

求学与革命

曾琦出生于官宦家庭，家境殷实，代有科名。其母宋氏出身望族，常以历代圣贤和“锄恶念、养善性、绝淫朋、塞邪径、屏轻浮、学刚正”18字家训来教育幼年时的曾琦，这对曾琦影响很深。其父先后在广西象州和宁明州任职，全家遂迁往广西。曾琦7岁时入家塾读书，后入宁明高等小学堂学习。1908年以第一名考入桂林中学堂，该校国文教员邓翼伯先生很赏识他的才华。然而，广西终成为了曾琦的伤心之地，他的父母、大嫂、二嫂、三哥、四姐和五弟等7位亲人先后病逝在这里。由此，曾琦家道中落。1909年春，曾琦进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学习，与后来风云一时的王光

祈、周太玄、李?氯说认嘀?。1911年春，曾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法政学堂。校长邵从恩称赞曾琦为“大器”。

曾琦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倾慕当时流行的“革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革命”和“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与四川的革命党人曹叔宝、薛银海、文宏模等人一起秘密从事排满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曾琦积极参加保路运动，同时多次撰文批评清政府的无耻行径。辛亥革命后，到重庆相继创办《民国新报》和《群报》，评论时局，批评时政。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琦返回重庆参加熊克武、杨庶堪领导的反袁运动。失败后潜回家乡隆昌。3个月后，得其二哥的资助，由四川到上海，准备赴法留学。因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成行。遂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与左舜生、李璜同寝室，青年党三巨头“曾左李”由此聚首。

由于欧战结束无期，赴法留学计划受阻，曾琦决定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春天到日本，先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同年秋入东京中央大学学习宪法及行政法，并致力于国学的研究。

曾琦鉴于日本通讯社操纵东亚舆论，影响中国国际地位，就和留日学生唐有壬、丘仰飞、易君左等18人在东京成立华瀛通讯社，每日编印稿件，以揭露日本阴谋，警醒国人的内容为主，供国内各报刊转载。

1918年夏天，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此协定被视为新的二十一条，遭到了留日学生的激烈反对。曾琦等人先后组织了一千多人罢学回国，要求废约。他与王宏实、张梦九、罗季则、王希天等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行《救国日报》，在京沪等地发动学生响应，并派代表向总统府和教育部请愿，都一无所获。

结社与建党

曾琦在北京期间，与王光祈、周太玄等同学先后在岳云别墅和中央公园等地商议，并多次造访李大钊，基于拯救国家和履行社会的愿望，组织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遂决定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以“本科学之精神、为社会之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学会组织了许多社会实践活动，工读互助团就风云一时，少中也成为“五四”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社团。

学会成立后，曾琦任评议部主任，负责监督会务进行、选举各部职员、审查会员资格等事务。他撰写了《中国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长达数万言，在《救国日报》上连载，文章论述了青年与国体的关系和中国青年对国家、民族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认为顺乎世界潮流的国体是共和制度，其真谛则在于“一国之政治法律，由其国人民共同之意思处理或制定而共遵之”。此时，曾琦的国家主义思想已初露萌芽。此文后由王光祈出资印成单行本，蔡元培改书名为《国体与

青年》并题签，胡适、李大钊、陶履恭、陈大齐等学界名流都为这本书写有序跋，该书“出版后极为时贤所推重”。这也是正式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第一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曾琦即由上海赶到北京，代表留日学生救国团慰问北京学生，并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演讲，“于军警密布之中，发慷慨激昂之论”。

1919年10月，曾琦得到上海《新闻报》旅欧通信员的聘任，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这期间，随着时代的大发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间产生了分歧，先后发生了主义与学理之争和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逐渐分化。李大钊、张闻天、毛泽东、恽代英等选择了共产主义，创建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琦则主张国家主义，致力于国家主义理论的构建和政团的组建。

从1922年下半年起，曾琦和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大力宣传他们从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中学来的国家主义，形成了一个以反共为目的的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派，并为中国青年党的建立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曾琦很早就有建立国家主义政党的意图。到法国后，他看到旅法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决心组织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相抗衡的政党。1923年1月，他拟发起中

国青年党，随即与李璜、余家菊等酝酿建党。3月到6月期间，他游历德国，同王建陌、郑振文等商讨建党问题。12月2日，中国青年党在法国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召开成立大会。曾琦、李璜、何鲁之、张子柱、李不韪、胡国伟、周道等12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曾琦起草的党章及建党宣言。会议成立临时党务和宣传两组，曾琦被推为党务组主任，并定《先声》周报为青年党机关报。

有学者认为：“在国家主义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曾琦是一位首要人物，被视为国家主义派的精神领袖，他也的确具有一定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气质，但他身上太深太重的传统文化的习染，却使他不能真正成为一位现代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物，而是经常露出陈旧迂阔的‘腐儒’味和策士气，这对国家主义派在理想和实践上的失败恐怕是有影响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此言不虚。对抗与联合

曾琦领导的中国青年党既竭力反苏反共，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与共产党势不两立，又与国民党水火不容。与国共两大政党的对抗，是曾琦和青年党的主旋律，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有与两党联合的举措。

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从少年中国学会就已经开始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会员主张马克思主义，而曾琦等主张国家主义。两者的争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

曾琦在法国成立中国青年党后，以《先声》周报为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