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人的“忠义观与武士道精神

　论文摘要：日本人的“忠义”观与武士道精神是代表日本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传承中，保留日本民族自身专有的遗产，呈现出一个完全特殊的国民形象。日本民族的忠义观也具有其特殊性。我们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忠义”思想的雏形一姓氏制和家徽；“忠义”观与佛教的相互影响；朱子学与武士道思想；“武家政权”与“公家政权”；《保元物语》等对“忠义”的歌颂。
论文关键词：忠义；武士道；国民性；主从关系；道德规范
日本人的“忠义”观是在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善起来的，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日本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日本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曾说过“我国从古至今，并无‘忠义’一词，‘忠’字也是从汉字借来的，读作‘tada”。但自古以来，日本人对忠义精神却一直大加颂扬。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小泉八云的著作《日本与日本人》等都把忠义精神看作是日本国民特有的国民性而加以颂扬。提到“忠义”一词，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那么，这种忠义观和武士道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忠义”思想的雏形——姓氏制和家徽
作为一种有完整体系的道德思想而言，日本的“忠义”观念形成是较晚的。不过，源头可追溯到汉字、儒学的传人。早在3世纪邪马台国时期，日本已有懂汉字的人，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国。而把汉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王仁。应神天皇l6年(公元285年)，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左氏春秋)博士王仁从百济携郑玄注的《论语》l0卷和《千字文》1卷到日本，献与天皇。当儒学传人日本后，便对日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风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武器，成为施政的主要依据。“忠义”思想也随之开始形成。然而，真正意义的日本“忠义”思想的形成与武士道思想的诞生是相辅相成的。武士道思想形成于平安、镰仓时代，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未见“武士道”一词的出现，只是一些具有狭义的“战争道德”含义的“士道”、“战之道”等词语出现在当时的武士之间。其内容见于《吾妻镜》等史书以及《平安物语》等军记文学作品。但在平安时代形成的武士团和镰仓时代创建的“家长制”(忽领制)都是以儒教思想为基础的，都体现出了庄园内主从间的道德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主君赐予家臣封地和身份(被称为“御恩”)，家臣则对主君矢志效忠(被称为“奉

公”)。这种关系是以家臣对主君的“忠
节”为核心的。这种家长制对庄园里的武士品行提出了要求，内容都借助了儒家的“德目”(即三纲五常)的思想。所以，在日本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使日本的“忠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具有了“氏姓家族性”这一浓重特点。在以身份序列维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氏姓就成为一个源于家族而又高于家族的利益集团，氏姓本身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献忠的对象。氏姓体制下百姓和武士只须对氏长和氏姓忠诚就行了。而这些思想也原封不动由后来的武士团体制加以继承，也是源赖朝及其御家人的雏形，因而“氏姓家族”体制得以长盛不衰。
另一方面，氏长对内主持祭祀，对外代表氏族与他氏及朝廷交涉，有势力的氏长担任朝廷的官职参与国政。因而随着时间推移氏姓便成了特殊权利的象征。例如日本最尊贵的三大姓氏(源、平、藤)之一的藤氏。藤氏是指藤原氏，出自掌管祭祀的神祗官，并一度控制朝政。9世纪中后期，藤原一族的北家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后来，太政大臣和摄政关白这两个朝廷最高权力职位，世代都必须由藤原北家的嫡氏继任。还有，镰仓幕府就是源氏建立的，室町幕府的足利将军也是源氏出身。此外，室町时代，世袭独揽“阴束管领”的上杉氏，“奥州管领”的伊逵氏都成了高贵与权力的化身，这种客观因素也潜意默化地加深了“氏姓家族”忠义观。因为这种忠义观与利益、声望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对控制百姓的心智而言比武力征服更重要，难怪无论是北僚早云或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自称姓源或平就是想利用“源、平二氏当轮流管天下”的传言，为自己掌握地方甚至天下大权寻找合理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氏姓重于血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日本学者说“尽管非亲家庭成员比血缘家族地位要低，但其分家的权力是同等的。”的确，对于日本人的思维而言，只要得到了本族的姓氏，就成为本族的一员了，与其他成员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姓氏家族”思想赋予了养子与嫡子继承家业的同等权利。这种姓氏高于血缘的观念必然产生出日本特有的“忠义”观。这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长立贤，无贤立爱”的中国人传统观念来看几乎不可想象。这类例子在日本历史上确实屡见不鲜。江户时代的越后藩主长冈，萨摩的岛津都是如此。
另外，在日本历史上，“赐字”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姓氏家族”制度的变相延续，也充分体现出了日本人的忠义观。
今川义元的“义”和武田晴信的

“晴”都出自同一人所赐。即室町幕府第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许多家族都有通
字，代代向续。没有特殊情况，都必须把此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因此，家臣接受主君的赐字往往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同时，赐字带有明显的主从色彩。今川义元赐家臣松平元康。改变或消除赐字，往往是政治斗争的表象化。例如，松平元康(松平广忠之子，接受今川义元的赐字。后来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摆脱今川家而独立时，就舍弃了今川义元赐予的“元”字。
与“忠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家纹”文化。家纹可以说是“氏姓”制最重要的文化产物。其本质也是为“忠义”思想服务的。众所周知，家纹的前身是军旗。在讲述源平合战的《平治物语》中有这样的描写：平家所用皆为赤旗，红光映日闪耀。源家则大旗俱白，风吹作响，蔚为壮观。这种军旗后来演变成武士家族的家纹。一方面，在战时，用来区别敌我。同时也如赐字一样，含有表示主从意义的政治色彩，在某些场合直接代表了家族本身。以描写日本南北朝时代50余年的纷飞战火实况为主的《太平记》中这样写道：“二引两，四目结，直违……，如云霞般灿烂”。此处的“二引”是指足利氏，“四目结”指近江的佐佐木氏，“直违”指备前的松田氏。在《太平记》中，以旗纹代表姓氏、家族的描写随处可见。可见，在武士文化中，家纹已经必不可少，在家族内外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忠义”观与佛教的相互影响
江户时代，剑术大师柳生但马守在把他的绝技全都教给了他的弟子时告诫他们说，“超出这以上的事情，非我所能及。必须让位于禅的指导。”从中可以领悟到早期武士道精神与佛教的关系，也可以窥探一些日本“忠义”思想与宗教的联系。
佛教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人日本。当时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与我国南朝友好，并与日本结盟。所以佛教自384年由东晋僧侣传人百济后，又转而传到日本。根据日本僧侣睿山等人用汉字写成的《扶桑略记》的有关中国僧侣从大陆带来佛像的记载，是文献上最早有关佛教传人日本的记录，此后佛教与以其为媒介的中国先进文化在日本得到弘扬。其中在武士中最广为流传的佛教新宗派是禅宗。“不立文字，外传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打坐修炼方法很适合缺少文化的武士口味。但坐禅却要求严格，即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的山崩地裂无所惧的程度。这种说法正符合统治者鼓励武士驰骋沙场，视死

如归为自己效忠的需要。因而对其倍加推崇。北条时赖、时宗等都以身师事之，形成武士热心参禅的局面，有助于武士进行
认真习武和勇敢杀敌的训教。这一点正是武士道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忠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后来由法然创立的净土宗主张否定现世，鼓吹所求彼岸乐土的思想，对培养家臣以死效忠主君的精神予以巩固和加强。另外，佛教所未能给予武士道的东西，却由神道充分提供了。神道所提倡的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等思想，是其它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这种思想又使桀骜不驯的武士性格赋予了温顺的服从性。
三、朱子学与武士道思想
朱子学最早在镰仓时代就传人日本。由俊(1166—1227)和}I3雨(1202—1280)两禅僧带人。但当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只作为禅僧的一种文化教养依附禅宗传人了日本，并作为传播禅宗的一种辅助手段，停留在兼学的程度。尽管南北朝时期，义堂周信(1325—1388)把儒学作为政道为足利义满讲解《大学》、《中庸》等经典。南朝也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奠定日本“神国国体”论的“神皇正统记”，但朱子学却仍然缺乏推广的空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江户幕府的建立。
元禄3年(1690)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将圣学堂学塾从上野忍冈移筑于汤岛昌平坂，“昌平簧”这一最高学府的出现预示着朱子学成为官学。这一切应归功于日本朱子学的创立者林罗山(1583—1657)。他涉猎百家，结合当时政情，为克服日本战国时期“下翘上”的封建危机，力尊朱子学的三纲五常、大义名分思想，并对理学不适合幕藩统治的内容加以修改。如忠孝关系，中国儒教向来重孝，林罗山则主张“忠孝不得兼，宁舍孝而重义”，从而完成了从“家族信仰”向“君主信仰”的过渡，将传统的“忠义”理论推向极至


果不其然，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素行(1622—1685)师从林罗山学习儒学，他在《士道》中写道“孔孟之教人日‘守死善道’，日‘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乎。”其后有贝原益轩(1630—1714)、大道寺友山(1639—1730江户时代的武士，兵法家。著《武道初心集》)、山本常朝(1659—1719)等儒学家辈出，撰写论著，使以“忠君”为主要内容的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幕府为宣扬忠孝思想而出版的《皇和表忠录》《烈士报仇录》(三宅缉明著)终于使这种思想理论统治了日本。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武士道》一书中写道“武士道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忠。妇女鼓励她们的

儿子为主君牺牲一切。”
随着历史的发展，武士道理论逐渐表现出狭隘的复仇主义倾向，助推此种倾向的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道寺友山的《武道
初心集》公然写道“武士I临战场，绝不顾家事，亦不顾生者死之鸿沟。”元禄时代，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赤穗义士”，47武士因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剖腹从容就义的事件。山鹿素行提倡“武士道”，他认为这种行为是“武士”的最高道德表现。作为“士”来讲，当然应该有道德规范，就像做买卖有道德规范一样。这种“士”的道德规范，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这使生死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后百年，学者对此的盛赞和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的颂扬，使“切腹”与“报仇”这两个体现“忠义”思想的畸形产物横行日本列岛。以前作为处死被俘武士的刑法变成了荣誉的体现，武士为了这种暖昧的动机而切腹尽忠的事例屡见不鲜。在日本这种忠义理念却演变成了滥杀的借口，成了全民狂热的助力。同样的理念，在中国却产生了与日本迥异的结果，在中国成了天下太平，民智开化，修身养性的法宝。
四、“武家政权”与“公家政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考利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翻阅各国历史，再也找不出比扶桑幕府更奇特的权力机构，它既没有宗教法庭的神圣，也没有当今议会民主的吸引力，却将君主排斥于权力圈之外，自己主宰了一国六百余年，而且是在受君权思想禁锢的东方。”其意在于证明武家政权的奇特性和日本国民的暖昧性，但是如果接受其“忠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必然的结果。
公元1192年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镰仓幕府名副其实建立起来。这也是武家政权的首次登场。但实际上并没有摧毁朝廷(公家)的统治。相反，稍早的文治元年(1185)年，源赖朝多次向朝廷上书，宣誓忠诚并承认朝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仅仅是对公、武两家的权力进行了分配：幕府方面掌管大部分地区的军警事务、御家人及其控制下的农民，而朝廷继续保留其行政与司法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武家政权可以说仅是一个特殊的权力机关，并不存在对朝廷是“忠义”，还是对幕府“忠义”。
到了江户幕府，为了消除战国混乱的局面，引入朱子学。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江户幕府全力推广“武士道精神”。这诚然是把双刃剑：使德川家的统治合理化，并得以巩固；使“君臣”关系公开化。这也是“大政奉还”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五、《保元物语》中对“忠义”

的歌颂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政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
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室町幕府”。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
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步完成了封建体制。在这一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充满忠义思想的武士阶级始终是主宰社会的主体。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为主君尽忠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是单纯的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武士源为朝，写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

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作为新的剥削
阶级一一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各为其主，尽忠尽义，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和作者对这种“忠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颂扬。
综上所述，无论史书记载，还是文学作品的描写，在日本历史上对武士道精神和“忠义”思想一直称颂不绝，武士道精神与“忠义”思想也根植于日本国民土壤之中。任何国家的道德思想理论，都是其民族自身专有的遗产，呈现出一个完全特殊的形象。日本民族的忠义观也具有其特殊性。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