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女性主义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Cultural ecofeminism）强调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压迫的精神文化根源，把文化精神的改变视为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

具体而言，就是构建一种新的女性文化，其核心内容：一是“构建爱护伦理学（ethics of care），论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道德依据”；二为“复兴古代的自然女神宗教，激发人们尊崇自然界的情感”。

这派学者通过审视宗教、神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内妇女和自然界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发现对自然的压迫和对女性的压迫是相互关联与互相强化的，因而试图把自然从压迫性的男性文化中解放出来，以便把自己当作生命的承载者来尊重，并要求女性发现她们的真实本性，从而赞赏和认可这种本性。

鲁斯（R. Ruther）把自然大地视为地母（Mother Earth），把女性的生育能力看作自然孕育万物的过程。

在《新女人/新地球》（New Woman / New Earth）一文中，她以古欧洲时代的母系社会为例，说明因为当时的主事者是女性，而女性的繁殖力使得她们能体认到整个自然生态的生死循环现象，进而能够接受人类终将死亡的事实，所以并没有希翼超越自然局限的想法；但在父权社会里，由于当权的男性并没有生育的能力，他们不得不创造一个“生育”整个宇宙万物的天父，以能够超越人类肉体的有限生命，在如此的父系宗教观下，人类以科学方法和工业技术来追求物质层面的无限发展。

同样，凯勒（Evelyn Fox Keller）认为当男人必须将女人与自然的生产与创造力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时，首先他们必须消弭女人与自然的自主性，将女人与自然陷于被支配、被统驭的次等地位。

默茜(C. Merchant) 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指出理性时代以前将自然视为一个养育万物的母亲——一个有生命体——的想法，使得人类认为挖掘大地的行为就如同谋杀自己的母亲，因而不愿任意破坏自然。

但到了理性时代，因科学家证明地母不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人们便开始肆意侵占、破坏地球。

在默茜等女性主义者看来，(大地之母)的理论可以制止人们侵害自然，因此她们赞美自然的生命力，赞美女性/母性的生育、抚慰与爱好和平的特质。

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自然女性》(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大胆而深入地探讨了女性的人生和历史境遇与地位，论证了女性的肉体和大自然都是神创造的美的化身，并用富于诗意的语言表述了女性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母性思维，热情地颂扬女性与自然的联系。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social ecofeminism)：这一流派着重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双重压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视为实现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父权制经济发展模式中，妇女和自然所受的压迫相互强化。

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通常有，“引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论证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环境恶化对她们生活状态的影响”，或者在深层上分析研究生态危机与妇女地位的关系。

印度的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范达娜・西瓦（Vandana Shiva）一直致力于女性、自然生态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所以对西方父权制经济“不良发展”模式认识最为深刻，她的见解也最具代表性。

她与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合著了《生态女性主义》一书，指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一种新的人类学，这种宇宙观和人类学承认在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合作、相互照料和用爱来维护的。

”她认为“第三世界的妇女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和自然界联系在一起，自然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就是恢复女性原则”，她还特别强调了女性在生态运动中的主导作用。

玛丽亚・米斯是社会学
家和经济学家，她观察到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里的人逐渐与一切分离，尤其是男人，他们与自然的疏离远比女人严重，他们希望与自然接近却不知何为。

她认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妇女在保护自然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提出“男性与女性都应该采纳社会主义—改革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即生存必需的视角”。

男性必须重新界定他们的身份，在实践中分担创造和保护生命的责任，应该培养传统的女性美德（关怀、同情、慈育）。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philosophical ecofeminism）：这派学者在观念层次上分析妇女和自然受双重统治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的行为受观念支配，对女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控制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决定的，要解放妇女和自然，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s）
瓦伦指出对妇女和自然界的统治植根于父权制的概念框架，父权制有三个特征：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

瓦伦认为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都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而统治逻辑对于压迫性的观念构架才是最重要的，它“是性别压迫的认识论根源，也是其它压迫制度的认识论根源”。

正是“统治逻辑的运用，使得尊卑观念演进为‘强权观念’，使人们对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别的认识具有压迫性”。

瓦伦用下列推演论证了统治逻辑如何使女性与自然处于从属地位：
（1）女人等同于自然界和物质领域，男人等同于“人类”的精神领域（二元思维方式）
（2）与自然界和物质领域等同的群体是低等的，与“人类”和精神领域等同的群体是优越的（价值等级观）
（3）所以女性较之男性是低等的，男人优于女人（尊卑观念）
（4）对于X和Y来说，如果X优越于Y，那么Y就应该从属X（统治的逻辑）（5）所以说女人属于男人，男人应统治女人(强权概念)
瓦伦的理论贡献在于:“她从哲学的高度、从逻辑的推理中得出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的道德危机之间的同步关系。

”而普鲁姆伍德则重点批判了支撑西方父权制观念框架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理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存在男性偏见”。

她提出的“关系中的自我”为建构爱护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偏向于历史的深度追溯——传统女性文化的弘扬，远古母系社会的回忆，古老女神宗教的复苏。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多关注当下的热点批判——西方父权制的发展模式、第三世界女性与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则严谨而深刻地从整体上和观念构架上，对“双重控制”作认识论根源的探讨，它力求作最本质的解析，也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升华阶段的产物，因而在整个生态文化思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精神分析女性主义（（Phsychoanalytic feminism）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性别心理与生态意识之间的联系”。

格蕾（Elizabeth D. Gray在《失去的绿色天堂》（Green Paradise Lost）中指出，“自然界被贬低，源于在性别心理方面自然界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因为，男孩在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形成时，压抑对母亲的依恋，甚至敌视母亲，同时，他们也在追求对外在环境的超越，因而他们把母亲（女性）和自然界一同视为异己的客体力量予以控制。

格蕾认为需要变革传统的家庭教养模式，才能改变男性侵略性和控制欲的性别心理，从而有助于杜绝大男子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滋生。

这些观点不妨可视为精神分析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

然而，不管何种划分，都表明生态女性主义是“不同哲学倾向的多样化观点的汇集和多种价值观共容”的文化思潮。

这一文化思潮最大的影响是带来了价值观念的转变。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倡导文化革命，创造新型女性文化，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提出恢复遗忘的“女性原则”，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宣言根除父权制世界观和价值观。

生态女性主义“把关怀、爱、友谊、诚实和互惠作为自己的价值核心”。

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注重联系和情境的母性思维、女性原则（其内涵是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女性美德等价值观念来取代包括父权制的工具价值观、二元对立观、价值等级制、分离冲突观、统治支配观念等。

而价值观念的革命往往是文学革命的先兆，一种新文学批评自有其深刻的哲学背景。

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生态后现代哲学）对传统父权制价值观的批判不可避免的要对当下的文学活动产生影响和冲击，从而促成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向文学领域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