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摘要: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面对当前生态危机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现有的“父权”二元制科学思维模式导致了自然和女性受到压迫。

如何摆脱这种压迫,构建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所诉求的。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起源;主要派别;挑战
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起源与演变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名词最早是出现在法国女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在1974年发表的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之中。

在她的作品中,把女性与自然所受到的压迫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人类开始关注生态环境时,所有人都清楚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自然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但几乎没有人从“男性社会”这一角度去思考这种局面的产生。

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在其作品中大声疾呼,力争使人们注意到妇女在生态革命中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女性身上所存在的巨大潜力与作用。

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最初的产生是与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相联的。

在20世纪的60年代,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明确指出了农药的滥用给自然生态和人类的健康带了极其严重的损害,环境的严重污染使得鸟儿都失去了歌唱。

至此,女性主义运动也从传统的范围中超越出来,迅速向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延伸,在生态运动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生态女性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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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派别及论点
所有的女性主义是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同时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与深层生态学具有相同的观点。

但它又不完全认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因为在反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问题上,深层生态学并没有意识到性别的问题,没有意识到男性中心的问题。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有着比深层生态学更加深刻理解。

在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凯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是最早加入生态女性主义行列的思想家之一。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

她的《自然之死》将女性概念介绍到了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平等中,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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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之死》一书中,麦茜特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自然统治的父权制根源进行了探讨。

在她看来,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穿插于各种文化、语言和历史之中的,自然的概念和女性的概念在历史和文化建构中产生了关联性。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着一个古老而又流传甚广的比喻,那就是把自然比作仁慈的女性、是贞洁
平和的少女、是慈爱美丽的女神,把大地比作养育者母亲,一位有生命的、有大感觉的、面对人类行为做出反应的母亲。

在这些比喻中,表达出了人类对于自然作为母亲的情感和认同。

在麦茜特看来,女性本来拥有很多的特征,但仁爱、慈祥、善良这些特征却在文化与历史中被大众强化出来、被运用在对自然的比喻上,这一切并非偶然。

当女性的养育特征高于其他特征的时候,自然,作为一种有机的主体存在也就成为可能。

随着采矿业的发展,到了16世纪,关于开采矿业的活动和金属起源论引发起的争论,使得地球母亲这一形象的道德约束作用也受到了质疑。

作为仁慈的母亲,活的地球通过将金属隐藏在她的子宫深处,注定反对金属的开采。

除此之外,黄金的开采助长了人类的腐败和贪婪。

而采矿者却辩论道,地球并非一个真正的母亲,而是一个邪恶的继母,她将金属藏在她内部,不让它们成为可得的、为人类利用的东西。

经过这种辩论,开采活动被看作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有效方式,对开采活动的认可也支持了对地球强奸或商业开发,也使得女性地球的形象以及道德约束因素不得不做出概念框架的让位。

[3](P.142)同自然一样,女性的形象也转变为荒淫、任性、不可控制。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是从宗教角度来对女性和自然的联系进行分析。

在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在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的信仰中,无疑都在告诉人们:上帝赋予了人类“统治”自然的权利,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

在这种宗教文化中,是存在着非常浓厚的“父权制”气息的,这种气息与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对自然界的损害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以及男性中心主义把男人对女人的压迫看作是合情合理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如果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些“父权制”的宗教不是“全知全能”的、空洞的男性精神这种观念,女人就应该抛弃犹太教会和基督教教堂的压迫限制。

她们应该去开辟大自然的空间,在那里,她们能够实践任何一种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信仰。

[4](P.382)
斯塔霍克(Starhawk)和查伦·斯普特纳克(Charlene.Spretnak)都是典型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他们信奉自然女神,相信女神精神的力量。

他们认为,当代的女神精神运动不是简单的重复远古时代的宗教,它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实践,这种实践展现的是一种厚重的历史传统,是存在的女性向度。

[5](P.246)斯塔霍克注重女性身体的独特体验,她认为女性和自然在地球上所从事的工作是一样的——那就是孕育和抚养新生命,在这种工作中,人们应该更加笃信大地的精神信仰。

[4](P.385)与斯塔霍克相同,斯普林特纳克信奉的女神也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它帮助女性去发现自己的真实本性,同时也要去关心男性,并引领人们从压迫的父权文化中解放出来,以便把自然当作生命的承载者来尊重。

相反,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则主张减弱女性和自然的关系,不再强调其重要性,她们承认女性与男性在生殖能力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不再强调女性是在身体上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的无限靠近不是因为女性在生理上的接近,而是女性在社会中长期扮演的角色时与自然的接近。

所以,她们致力于把自然与人性视为社会建构的社会经济分析。

她们认为女性和自然所受到的压迫是在家长制的经济发展中被互相强化的。

在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看来,现存的社会是一个存在着等级的社会,威胁我们生存的二元论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在这个“父权制”的社会中,男性与女性、自然和社会、公众与私人这些名词都是“父权制”社会赋予的意义,如果远离这个社会,这些名词将没有任何意义。

“女性”不再是生理上的概念,而成为一种社会性别;仁慈、软弱——这些女性的特征也是为了适应这个社会、适应现有文化而形成的。

所以,基于以上的论点,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推翻经济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去建立一种男性与女性、自然与社会、公众与私人等等的全新概念。

在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中卡伦·J·沃伦(Karen.J.Warren))和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Dinnerstein)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丁内斯坦认为,现今的社会是一个机器的社会,大多数的人都是“大机器会”神话的坚定信仰者。

这一神话必然导致这样的认识:人类运用其大脑和工具,不仅能够扩大他们对自然以及一切被认为是自然事物的控制,如控制妇女、身体、生命、死亡等等;而且他们还能在这个行动过程中获得巨大的金钱利润。

所以,只有改变现在的状况,这些神话才能不再继续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只有将现实中的这种割裂去除掉,女人必须进入主流社会,男人走入家庭,双方感受对方、融入对方,才能终结对现行所有被贬低的人与事物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