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世纪的教俗之争

西方中世纪的教俗之争
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权与教权一直是此消彼长，处于激烈的斗争中。

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

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

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希求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

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

他们对教会的支持与合作，说到底，无非是个利用。

所以，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总之，在中世纪，教会权（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

西欧中世纪，在教权与君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

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

克吕尼运动肇端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是格利哥里七世，其骨干有利奥九世、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乌尔班二世以及枢机主教达米安、胡培尔特等人。

利奥九世任职期间，全面推动改革事宜，主要内容是杜绝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

尼古拉二世上台后，于1059年颁布了著名的《教皇选举条例》。

确立了选举教皇的新办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排斥外部势力对教皇选举的干涉，摆脱世俗君主对教皇废立的控制。

条例规定：“罗马教皇逝世后，首先由枢机主教慎重推选一人，然后召集其他枢机主教对候选人加以批准，最后由其他教士和教友对新选举表示赞成”[8]，这一原则的确立和实施，提高了教会的自主权和教皇的权威。

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

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权从君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权与君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

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

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

”还说：王公选举
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

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

为此，他不愿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认为这个说法贬抑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彼得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人。

他公然宣称：“罗马教皇实际上不是普通人的代理人，而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稣基督本人的代理人。

”[9]因此，一切权利都属于教皇，是“万王之王”。

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

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

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主教选举发生争议，教皇有权决定，主要调换教区，惟有教皇才有权批准。

在处理与西欧各国君主的关系问题上，他傲慢无礼，权倾一时。

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

在法国，他发布褫夺教权的命令，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

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

他还利用各种矛盾，迫使英王约翰服从其权威，承认自己是教皇的附庸，英国为教皇的属国，并每年向教皇交付1000马克的贡金。

教权此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盛极一时。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铁律。

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和教皇们才有未逮，教权在与君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

野心勃勃的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

但是由于中央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前人成功的地位，他却失败了。

其间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

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这无疑损害了罗马教廷的利益，引起了与教皇的冲突。

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捍卫传统的权力，遂于1296年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禁止皇帝、国王和任何一级贵族在任何名义下向教会征收捐税和贡物。

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下令禁止金钱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应得的财政收入。

腓力四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

在1302年召开的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神职界、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均支持国王。

教会代表所以支持国王和反对教皇，是因为主教们要维护高卢教会的独立性，和不使自己对教皇的依赖大于对法王的依赖，因此支持腓力四世。

教皇则以发布《一圣通谕》予以反击，并以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相威胁。

法王则诉诸武力，监禁教皇代表，并联合不满教皇统治的罗马贵族，寻机推翻卜尼法斯八世。

还派人潜入教皇驻节地阿南尼城堡逮捕教皇，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

卜尼法斯八世气怒交加，很快死去。

这一事件严
重削弱了教权，而对正在崛起的君权则十分有利。

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法王便选拔法国主教为教皇，并将教皇驻节地迁到靠近法国的意大利边境城市阿维农。

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权与君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开始是君权制服教权，继而是教权驾于君权之上，最后乃是教权受制于王权，即使是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