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女性作家的作品时

一个不是女性主义者的女性作家

——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色彩探究摘要：作为当代文坛一位重要的女作家，王安忆创作中的性别表述及立场与

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之间存在着断裂，对于她的很多作品是不能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以一概之的，本文就是在厘清王安忆若干小说创作的性别表征的基础上重新讨论王安忆的两性立场和态度。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主义性别

分析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思维定式的支配我们的思考：她是个女作家，那么她一定或多或少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想，那么她的作品肯定也有这种思想倾向。对于像王安忆这样的多产女作家来说，这种情况是更加普遍的。王安忆的创作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直到今天，从最初的“雯雯系列”到比较近期的《富萍》和《香港的情与爱》，她的小说基本上是以女性为主人公，既有对青春期少女细腻彷徨心理的刻画也有对纠缠于情爱之中的女性处境的描摹。这些一方面给评论者提供了很多关于女性写作的文本另一方面也无形中使她很容易被定位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纵观近几年有关王安忆的文学研究，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知识的广泛普及和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这一理论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评说，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拓宽了王安忆小说的解读空间，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有新的认识和发现，但是也有的论者不加思考地生搬硬套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王安忆的作品不仅没有起到文学批评研究的目的甚至还歪曲了作者的创作原意。本文将立足于王安忆的若干小说作品探讨作家的创作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实质关系以求能更清晰地展现王安忆小说的空间范围。

在具体分析作家作品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一些相关的理论概念。什么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是一个外延很宽泛的定义，一方面它可以指女性创作的专门反映女性生活、心理的作品。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可以指带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色彩的文学。而女性主义（feminism）则是随着西方近现代争取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妇女运动而兴起的思想潮流，但其内涵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并逐步成为全球性的思想文化潮流。女性主义具有政治性、激进性、多元性、矛盾性等特点，但是说到底是社会--历史--文化批判的综合，其批判的锋芒所向就是性别歧视、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以及体现着这类社会体制、权力结构、文化逻辑、意识形态的种种作品、文本、话语，即各种象征秩序。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维维安.福里斯特将女性主义的内涵表述为：“妇女们将不得不保护自己，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陈腐思想作斗争，与男人们推崇或反对的、同时也经常捆住妇女手脚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她们将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而最重要的是精确性，她们必须去观察，去真实而自然地看待自己，要保持这种纯真自然绝非易事；她们不但要敢于看到自己的玄远梦幻，而且要敢于摒弃旧观念，在一个消沉的世界里看到崭新的、生机勃勃的形象。为什么她们更需要摆脱男人们的所有眼光？因为妇女是有待发现的秘密，她们就是分歧，她们是尚未探索的领域。”①在弄清概念范围后基本上我们可以认识到女性文学不一定要由女性作家来完成且女性作家的创作不一定都关乎女性主义。那么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是女性主义文学吗？或者说王安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至今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典型的文本可①维维安.福利斯特：《妇女的眼睛所看到的》，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以与之相呼应。张洁的《方舟》已经被很多论者用这一理论论述过了，小说中张洁让三个女性身处“诺亚方舟”被外界无形的男性墙壁挤压到嚎啕大哭，作品中既有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的仇恨控诉也充满了女性“谋事谋爱”的艰辛。如果说张洁是早期的哭诉者那么林白则是稍后醒悟过来的逃避者。林白作品的逃避是一种主观选择逃避而不是无力面对时的躲避。她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个的女性封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男性即便有也都是面目不清来去无迹的男性影像。林白用她“渗透汁液”的笔触抚慰着她笔下的女性生灵。这两个女作家对她们所面对的男性世界要么是抗争绝望要么是“孤芳自赏”，而王安忆的创作却是不同于二者的另一番风貌，她的作品既没有对男性的天然憎恶和排斥也没有建造一处属于女性的“自己的房间”。她的作品其实更多的是建立在承认天然的男女两性差别的前提下对女性处世所做出的不同思考。《流逝》是王安忆八十年代中期创作的一个中篇小说，主人公欧阳端丽的命运一波三折，她先是大资本家的少奶奶享尽富贵，文革期间沦为“买、汰、烧”的张家媳妇，文革结束后婆家平反她又做回了少奶奶。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很符合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一些观点，女人与政治、女人与社会、女人与家庭以及女人与男人。如果按照女性主义的逻辑方式，小说应该写成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欧阳端丽的男性社会部分的瓦解，她被命名的“女性身份”消失，那么她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的参与者、社会上的话语者、家庭中的主导者以及她丈夫的“丈夫”。但是王安忆讲述的却是一个残酷的外壳下女人蜕变的温情脉脉的故事。欧阳端丽在经历这个因历史动荡所导致的家庭劫难的过程中的确变得不再那么“女性”而是坚强充满韧性，但是她依然是公婆的媳妇、丈夫的妻子、儿女的母亲。欧阳端丽的一切变化仍然是在原来的社会定位中，她变好或是变坏都是在这一范围里面。我想王安忆是不会承认这种定位是所谓的“男权社会的霸权”体现的。王安忆选择这样编结故事的前提在于作者并不是赤裸裸的女权主义者，王安忆的整个生活成长经历决定也影响了她的男女两性观，她更多时候是忽视性别差异在进行创作，也就是说她预先并没要试图驱逐什么建立什么。她曾在自己的文章《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中说：

“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东西，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我没有这样想”。“我和张洁不一样，我对男性没那么多仇恨。”“我不太喜欢从性别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会带来很多麻烦。”②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大概是让王安忆很苦恼的话题，一方面她要解释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女性问题而另一方面她又实在是对这些问题无从准备。王安忆的另一篇中篇《弟兄们》倒的确是在某种程度或某种外表下具有女性主义文学的若干特征，小说中老大老二老三她们的互相命名是男性化的、她们的言语行为和生活习惯也是男性化的甚至她们还彼此盟誓不会结婚，似乎这是一个没有被“菲勒斯”污染的圣地，是真正的“妇女乐园”。但是这些仅限于在大学寝室里，越过这个范围的结果是：老三最先结婚并被“妻性”化，随后老大也结婚生子被“母性”化。只剩下老二这个女权主义者，老大老三没有因为“妻性”“母性”而变得面目不堪，相反倒是老二在庸常岁月中变得栖栖遑遑。老二的不安来自于她体内某种东西的缺失，虽然她也结婚了，但是婚姻并没有填平这种缺失，她千里迢迢去照顾分娩的老大，在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慰藉中暂时抚平了这种缺失。所以老二也不是真正的女权至上者，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里女人无法彻底抛弃男人的定义。小说中王安忆议论道：“其实，完全彻底的‘自我’是不可能实现的，说说开开心而已。实际上，吞没‘自我’的也不是男人，我们不应该把矛盾指向男

②王安忆：《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钟山》，2001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