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浅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包头师范学院中文系郭静（1101010025)
内容摘要:佛教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同时，彻底融入到中国各时代的文学，它对文学思想、语法、词汇、体裁等文学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中国文学能不断发展和繁荣，佛教功不可没。

本文通过有条理的分析和讨论，讲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学影响
正文：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中华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信奉佛教的民族。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诞生在印度次大陆，东汉永平年间，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从天竺传入中国，从此在中国扎根、发展，并迅速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信仰的宗教，而且长盛不衰。

期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历代高僧对佛教的弘扬，王侯将相、鸿儒雅士们也逐渐受到熏陶，加入这一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最终广大的贫苦百姓成为佛教最大的支持者，他们信仰佛教，终使佛教在中国成为常青之树。

因为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支持，佛教在中国空前兴盛，到了唐宋时期，已经达到鼎盛时期。

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佛教文学与中华文学在不断地矛盾冲击和辩论结合下，佛教终于汇入了中华灿烂文化的长河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之广，是无法估量的，无论是思想观念、语法、词汇、体裁等，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佛教文化熏陶，有了积极的发展和进步。

一、文学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入中原后，即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
在时空观、人生观、死亡观方面给中古文人以全新的观念、思想和境界，促进了中古文人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和探求，同时拓展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文学发展的方向。

佛教创立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婆罗门教及史诗中的时空观念，并有巨大的创新。

在空间观上，佛教从佛法广大无边、无所不在的理念出发，把人间的佛教竭力推向了无限绵邈的宇宙之中，架构了凡人难以想象的宇宙立体空间论，这主要体现在“三千大千世界”和“三界”以及各种佛国净土的说法上。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

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

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

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

其次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苦空无常和因果轮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以后的诗词、戏曲、小说之中。

宋词当以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元曲中，《西厢记》以一场惊梦终结，皆是“人生无常”的观念；明清小说《西游记》自不必说；《三国演义》虽描写三国群雄战争，而开篇题词即以“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点明旨意；《红楼梦》描写儿女情长、荣华富贵，最后以人亡家败为结局，以一场大梦喻人之一生。

比起中国以儒、道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来说，佛教的时空观更多地是超验的:它对社会历史时间的冷漠淡忘，对现实经验空间的不屑一顾;它对宏观空间宇宙的奇思妙想，对微观时间生命的探赜揭橥，是中国文学里不曾拥有的。

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强烈刺激和急切鼓动是巨大的。

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恬淡，在这种特点的影响下，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

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最杰出的代表，当属“诗佛”王维，王维的诗画深受佛学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的影响，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又诸如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之佳句，意境高妙，令人回味无穷。

除王维、苏轼外，李白、白居易等人创作都在不同程度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他们号中的“居士”二字便是佛教用语，代表着恬淡安逸。

二、故事性的加强
佛家强调因果，强调“法不孤起”、“缘起不灭”，他又设计了三世轮回，人跟人的关系突然紧密起来、复杂起来。

作家笔下的情节，也就有了无穷的变化：老天不下雨，一棵绛珠草快要枯萎了，一个男孩子来给它浇水，因生果、果又生因，居然发展出一部《红楼梦》来。

一个农夫捉到一条蛇，一个男孩子买了这条蛇，带到野外放生，因生果、果又生因，居然发展出一部《白蛇传》来。

牛郎织女眉来眼去，因果相生没完没了，居然做了七世夫妻。

学者说，幸亏有白话文，小说才可以写得那么长，他的话很对，不过白话毕竟是工具，咱们还得加一句：幸亏有佛教，小说家才有那么多情节可以写。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中国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就来自于《佛所行赞》中的故事。

晋魏六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冤魂志》等，都是脱胎于佛教中的传说故事。

有些佛经故事甚至被直接改为了中国小说，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

总之，因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小说的题材和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它的传入不仅开拓了中国文学家的视野和思想境界，也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后来一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音韵学四声的发现
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

反切是佛经翻译之中逐渐产生的，《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
与八体六文之义特别。

”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

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

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

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

”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

在《四声三问》一文中，陈先生说：“……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传人。

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乎、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因难详知，然二者传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

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丽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

……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

”可见，佛教对于反切及音韵的影响甚广。

四、词汇的扩大
当时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在宗教哲学上建立了辉煌的成就。

其用语亦多为中国所无，所以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

当译经者介绍佛学概念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要临时创造一些新字词，或把新义灌注入本有之汉字词中，这些字词涉及的范围甚广，由佛教专词，到哲学用语、成语以至日常用语，包罗万象，不胜枚举。

例如：①“菩萨”省略自“菩提萨埵”，乃梵语Bodhi-sattva之音译，意思为“觉有情”，指未曾成佛，但已解脱烦恼的智者，亦泛指一切修习大乘佛教之人。

汉语中本无“萨”字，后因“菩”而造一带有“草”的“萨”字。

②“世界”即宇宙。

《楞严经》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过去、现在、未来称“世”，上下八方称“界”。

中国本无明确的时空观念，直至佛教传入中国才有比较抽象的宇宙观。

③“水乳交融”水和乳易于融合，比喻关系密切。

《大般若涅槃经》上：“欢悦和谐，犹如水乳。

”源于佛教的常用典故也很多，如三千世界、天龙八部、千手千眼等等。

还有一些歇后语也和佛教有关，如和尚的脑袋——没法，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等。

诸如以上几类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些来自佛教形象生动的语言词汇，为中国人的语言增添了许多色彩。

另外，佛经的翻译亦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

语言学家王力说“如果
是意译，就更非复音不可。

……至于吸收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靠著主从仂语来对译单词。

既然是仂语，至少要两个音节。

”佛教所译的词汇，很多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概念，因此很难用一个单字确切地表达出来，加上佛典为了便于记诵，多讲求节拍，经常以四字为一句，于是便有使用双音节词的趋向。

这改变了以前以单音词为主的语言系统，避免出现过度创造新字，或一字多义的情况。

如：智慧、耳根……
五、文学体裁的丰富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叠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

佛教对中国诗歌体裁的影响十分巨大。

在梵音的影响下，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等，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

沈约等人创立声律论，是接受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结果。

它注重诗歌的韵律，使诗歌有了音节美，使人们有了可循的律诗格式，推动了古体诗向律体诗的发展。

《南史•陆厥传》曰：“永明末，盛为文章。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彀。

汝南周顒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诗体由“古体”到“近体”的“新变”，实际是受佛教的影响。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禅宗语录和宋儒效焉，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革。

“弹词小说”、“平话”和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的。

“变文”来自僧人的“唱导”，法师在讲经后，有唱导，除了讲经赞之外，还讲佛经故事，后来更发展至讲历史故事，变成话本小说。

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头经常有诗，行文中也常有诗赞，都是源自佛教的俗讲和唱导。

佛教对于文学体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诗歌和小说，对于其他各种体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佛教与文学体裁的渊源更是值得后人探索的。

结语：
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佛教在历经两千年的过程中，自身得到了极大地、有益的发展，同时也融入了中国文学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财富，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成为了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佛教不会因为封建社会的过去和科技文明的发展而消逝，正相反，作为反省人的内心的深刻哲学思想，佛教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佛教已逐渐渗入文学各层面。

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了解佛家文化过程中，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有益的一面继承下来，进一步发展改善，丰富中国文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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