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中走来 与未来对接

从传统中走来与未来对接

摘要在现阶段的翻译界，就中国译学如何发展一直都成为众多学者关心和争论的核心问题。中国译论发端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现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有一个现代转换过程。本文在基本认识中国译学的定位、对比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在建设中国译论方面的作用后，提出了中国当代译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译论的优势，同时将西方译论融入其中，这样才能顾此而不失彼，实现中国译论的大发展。

关键词：中国译学传统译论西方译论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译学发展的现实纷争

1 显科学潜科学

中国译学，或中国翻译学理论，区别于中国翻译事实，它不只是实践上与客观世界的相接，而是在形而上层面对整个中国翻译历史的全盘清算和高度凝结。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最早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周代。但结合翻译实践活动最早提出相关翻译理论论述的却是三国时期的支谦。在其所著《法句经序》一文中，他执有的“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等观点确立了此序在中国译论史上的地位。其意义在于“首次提出译事之不易”，“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说明我国译论从一开始便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

就理论阐述而言，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在于，“由于汉语言文字

自身在表意上的综合性和形象的简洁性，所以在宏观理论的阐述上往往长于高度的理论概括，常能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直逼真理”。首先有必要对中国传统译论作个简单的界定。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译论家大都倾向于对各种译作做出一些模糊化、印象化的直觉论断，用于论述翻译的术语也大多具有同样的模糊化、印象化特征。例如，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均为数甚多，但却如杨自俭所言，“依然是语文学的研究，主要是考证加解释，缺少理论的开拓和方法上的创新”。主观印象性，可以说是此间中国传统译论的区别性特征。这样的译论研究是发生在语言学盛行之前，涉及翻译的文字多为经验之谈，缺乏理性的思考，大部分讨论“was subjected to taste and temperament rather than knowledge”。这也是为什么不说中国传统译学，而以传统译论一以贯之的原因所在。在“前语言学时代”，中国近代翻译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倾向以语言学为取向、以翻译对等为中心的译论家。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中国重要的语言学家，严复的同代人马建忠。从本质上看，马建忠的译论并不属于中国传统译论范畴。由于严复的译论在20世纪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建忠所提出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取向事实上却被忽略了，因而也未发展成为中国译论主流。

在以分析见长的语言学登场之前，中国传统翻译史上呈现出的零星片断的评论、感言，是不是可以在中国翻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换言之，中国传统译论能否成为显科学，与物理、化学等学科同为

人们所熟知？科学发展史表明：已得到确证、为世所公认的那些科学理论构成的常规科学称为显科学，其特征为具有前后一致的术语体系；具有实证性（包括证实和证伪），即能接受实践检验；具有逻辑体系，科学事实的真实性必须同时具有逻辑上与经验方面的有效性；具有抽象性，即从广泛搜集材料开始，然后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可以归纳与演绎结合，分析与综合并举，将现象与属性和本质统一起来；具有预测性，能对尚未发生但受规律制约的事实作出预测；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亦此亦彼；具有互恰性，前后论断互相支撑不能有相互矛盾的命题。那么，显科学的前身，即处在孕育阶段，不甚成熟的科学思想就可称为“潜科学”。根据翻译理论的性质和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特征明显表现为：（1）主要译论术语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译论术语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主观体验性、印象性及模糊性等特点，至今译学界也难以就传统译论术语的具体所指和内涵达成一致意见。（2）传统译论的所指对象在于翻译实践的结果而非翻译实践的过程，所以不可避免地使传统译论论述带有主观性及价值判断倾向。（3）研究方法多为内省、定性概括、直观类比，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分析，缺乏分析性、解释力。对翻译的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以提出判定译文优劣的标准开始，对翻译所作的直觉判断则往往构成了传统译论的基础。（4）理论体系的非系统性，没有对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诸多具体因素和复杂关系进行立体多边探讨。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性有助于认清学科发展方向，从潜到显的过渡

中，避免纠缠于过去“潜”层面，一而再、再而三就感想谈感想做一些无谓的探讨。

2 自成体系不成体系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中国古典美学译论观的集中表达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代学者所做的就是理论串联、梳理、综述工作。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无疑是所处时代赋予的任务。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这篇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翻译实践、名家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其中的名家观点，按谭载喜的话来说，是“偏论”、“散论”，而非“主论”、“专论”；也就是说，仍停留在潜科学层面，还没有进入现代翻译学的话语场。所谓的“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则不过是把中国两千多年来代表着共同历史渊源的翻译观点的那些丝

丝缕缕人为地编织到一起的一个系统而已。这种断言不无道理。首先中国传统的译论，无论是佛经翻译时期的“案本而传”、“五失本”、“三不易”、“八备”和“十条”；“依实出华”；“从方言，趣不乖本”，还是近代的“信达雅”都是翻译家的因事生论，并非出于作为一种科学的翻译学的学科意识。其次，中国传统译论缺乏一以贯之的术语体系。此缺憾尤其表现在有些要表达的意思竟然通过非术语来表示，如玄奘的“五种不翻”。这个“不翻”二字从术语学的角度看，违反“以名举实”的名词（词组）性原则，是无资格成为“术语”的。最后，传统译论所依赖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直觉，侧重于体验。其特点是零章片语的语录且注疏居多。它们虽然简明扼要、语多精

粹，却不能伴以分门别类、纲维并举的分析性。就其知识内部而言，呈现着散点式的无序状态，形不成结构，因而就为其多义性和多变性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就知识之间的关系而论，则又彼此缺乏逻辑联系。

另一方面，刘宓庆曾做过预言，“（套用西方理论）这类‘空对空’、与本国翻译现状、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和现实‘不搭界’的翻译研究将会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将密切关注本国、本民族的现状和发展，从事脚踏实地的研究”。这种“特色派”的主要观点是：翻译理论体系必须建立于特定的语言、文化，“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各语系、各种类型的语言的语际转换的翻译理论模式”。上述争辩反映了译学界在寂静期对现代译学理论发展走向的探索、审视和思考。值得译学界同仁注意的是，多数学者把当今翻译理论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了对传统译论的理性继承上。对传统译论的理性继承并不意味着把古代和近代的译论生迁硬徙到当代译论之中，甚至凌驾于当今翻译理论建设之上。当今译学理论的构建必须顺应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和现代性的要求。

二中国译学发展，路在何方？

1 对待传统翻译理论

“特色派”对传统译论的强调有点过头了，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的翻译传统，容易产生过分的民族自豪感，以致固步自封。丰富的翻译传统反而成为迈向现代化的包袱和绊脚石。国内大部分翻译研究者主张在清理传统译论宝藏的同时，尽量实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