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历史

虚构历史

摘要：阎连科的小说摒弃日常化、庸俗化，小说有丰富复杂的含义，其长篇新作《受活》是一部异常罕见的奇特之作。小说充满了“乡土精神”。在语言上，小说大量运用口语化语言。在结构上，《受活》每一章都附加了注释（称为“絮言”），与正文共同构成小说。如果从故事本身来说，它仿佛是虚拟的、想象的，但那些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对表现那段历史来说，却达到了”神似”的效果，它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阎连科小说始终有一种浓重的寓言色彩，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当下性。

关键字：叙事目标“乡土精神”虚构历史

多年以前，河南有个农村少年特别崇拜城市，希望将来能在城市里拥有一份领工资的工作。后来他看到一篇小说《分界线》，得知作者张抗抗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省会城市哈尔滨，改变了命运。他也开始写小说，再后来他参了军。许多年过去了，写作真的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写出了《夏日落》、《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名作。他就是阎连科。

阎连科的小说摒弃日常化、庸俗化，小说有丰富复杂的含义，他觉得没有激情没有愤怒就不要去写长篇，但他的小说还是灰，很少能看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温暖、真诚的关系。其长篇新作《受活》是一部异常罕见的奇特之作。《受活》是一曲乡村苦难的生存悲歌，但是它却通过强烈的喜剧化叙事情境得以彰显。小说为我们设计了耙耧山区一个叫受活庄的偏僻山村。那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仅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时常六月下雪，冬日酷暑），而且绝大多数村民均有残疾，极少有健全者。这种生存境域的贫困与绝望可想而知。但是，土生土长的柳鹰雀县长却要雄心勃勃地带领全庄百姓踏上小康之路。在这场颠狂式的求富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欲望的突围表演，而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各种伦理思维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纠缠，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梦魇所笼罩的苦中作乐式的“受活”。

这种直逼荒诞真相的叙事目标，最集中地体现在县长柳鹰雀和受活庄的精神领袖茅枝婆身上。这是两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人物，也是两个价值观念与政治愿望截然相反的权力符号，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要不留余地地让受活庄进入自己内心预设的生存轨道上来。柳县长内心的求富梦想，固然有其政绩和仕途的需要，有其“父母官”角色的自觉发挥，但从本质上说，还是由于他对权力规则的理解与纷乱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

了他在处理焦灼而又无奈的生存现状时，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荒诞的深渊。而茅枝婆作为一种革命化的经验符号，在历史的多次教训中，自觉地形成了“对权力不信任”的观念，所以，她的惟一抗争目标，就是要让受活庄自由而平静地活下来。同时，这两个人的对立，又凸现了欲望诱惑与理性法则、非理性的政治热情与客观化的生存秩序之间的潜在冲撞，也由此导致了柳县长理想的破灭和受活庄最后重归于“天堂般”的平静。《受活》中，人物是没有影子的，他们直抒胸臆，脑筋不会拐弯，故事里根本没预留出人物性格发展的空间。他们的性格与命运几乎可以说是先天的，宿命的，而在此世，他们只为呈现天意。

小说充满了“乡土精神”。《受活》这部小说在故事背景和人物设置上，都是耧耙山脉的乡民生活，都是集体残疾的人物组合。在语言上，对民间语文的采写和方言的再造过程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经验。阎连科试图用尽可能纯粹的中国语言表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大量的口语化语言和方言俚语的介入，让“土得掉渣”成为其小说的一种刻意的标识。《受活》全部用豫西方言写成。阎连科说：如今汉语创作对方言的挤压十分严重。尽管方言写作与当前的消费文化相抵触，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语言文化存在，汉语将变得十分单薄。我希望能通过方言来丰富汉语写作。小说多处使用只有“耧耙山脉”才有的方言俚语来表达人物的爱恨与喜怒，使作者对中国乡土的深厚感情跃然纸面，另一方面强烈的批判和反思意识更灼人耳目，既植根于乡土，又把自己拉出乡土远距离、高制点地光照。

在语言上，小说大量运用口语化语言，这种口语化不仅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来得到体现，同时也融汇到作家的叙述语言中，成为小说语言的一种基本格调，大量的“呢”、“吗”、“哩”、“吧”等虚词的后缀，在增强小说口语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语感和节奏。

在结构上，《受活》每一章都附加了注释（称为“絮言”），与正文共同构成小说。一是文中某些方言需要注释才能看懂，二是出于一种写作技术上的便利，注释使现实、历史、传说很自如地相互沟通。这当然让我们想起《史记》和《聊斋志异》的写法，作为一种借用，其生命力是否强盛还值得推敲，但这种结构也包含了阎连科的一个明显的用意，它使读者能够在密度很高的叙述中里稍作停顿或者休息，同时絮语和正文的不同口吻也让读者的阅读心理得到调节，使小说的艺术空间变得更为开阔，另外《受活》里的絮言还带有注解的意思，比如，关于“受活”一词：“受活”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确，作家很难用普通话里的某一个词来替代——比如在普通话里“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也有自由、忍耐、苦中作乐的意思。

《受活》中的人名、地名大多以动植物的名字命名。章节名称是从“毛须”、“根”到“果实”、“种子”，犹如一棵植物的生长。时间采用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旧历。这都带有轮回、回归的意思。写作的过程就是返乡的过程，无论那个家乡能不能回去，有没有回去的意义。《受活》的章节与页码全都用单数标明，全书中二、四、六、八之类的双数也被尽量回避。因为在河南北方，甚至在东方文化中，双数总是代表吉祥，那么单数透露出的就是“不祥”的文化气息，这也是传达小说气质的一种方式。

汤因比对《伊里亚特》有这样的评价：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故事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那里却充满了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阎连科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却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反映或表现了那段历史的某个方面。如果从故事本身来说，它仿佛是虚拟的、想象的，但那些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对表现那段历史来说，却达到了”神似”的效果，它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这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无穷魅力。阎连科小说始终有一种浓重的寓言色彩。而真正让人感觉到小说分量和意义力量的原因是，这些“寓言”故事，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当下性，小说的场景甚至就是叙述者的“故乡”，因为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和充满感情；小说里的人物也仿佛是爱恨相加的亲人，他们不是哲学寓言里的类型化角色，而是一个个具有血性的鲜活人物。《受活》里有一个最大的故事悬念，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故事和中心主题，这就是县长柳鹰雀要购买列宁遗体，要在县里建纪念堂并依此吸引游客、发展旅游，进而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宏大构想。这一构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过分奇特，更主要的是，它使小说的现实感和时代色彩明白无误地突显出来，同时，这个含义复杂的荒唐构想，浓缩了小说的现实感、时代性和寓言色彩。谁来支撑这个荒唐构想并使之付诸行动？我们看到的不是政治家的严肃合谋，也不是纯寓言式的幻想演绎，而是受活庄的残疾老少们的疯狂表演。小说于幽默嘲讽之中，凸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在寻找生存变革时的荒诞性努力，揭示了某些隐秘而又吊诡的意识形态特质，以及它们在与市场法则对接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颠疯式情形。可以说，《受活》是一曲乡村苦难的生存悲歌，但是它却通过强烈的喜剧化叙事情境得以彰显。

当然，阎连科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在表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我们提供的还要多。”茅枝婆”、”柳县长”、”绝术团”、”购列款”，可能不会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中，但它就像这本书夸张的印制一样，让我们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回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同时也认识了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