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策略解读

第29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月 Vol. 29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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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3-08

作者简介：俞全华（1982-），男，浙江岱山人，南昌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比较文学。 - 24 -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策略解读

俞全华

（南昌大学 中文系，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打破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采用了小说创作的虚构策略。在叙述层次的设置、叙述者的选择、叙述声音的迥异以及叙述的真实与否方面，充分表达了他对美国南方历史中黑人种族问题的深切关注。然而他所传递的“历史”却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而凸现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所谓的“新历史”或“文本化”的历史。

关键词：《押沙龙，押沙龙》； 叙述层次； 叙述可靠性；新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1-0024-04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而发表于1936年10月的《押沙龙，押沙龙》可以说是他最了不起的作品，是“一部通常意义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小说‘写作’的小说”[1](P358)。叙述层次的设置、叙述者的选择、叙述声音的迥异以及叙述的可靠程度让《押沙龙，押沙龙》陷入了如哥特小说般的紧张气氛和侦探小说般的悬念疑团之中。这种“迷宫”式的虚构叙述已使美国南方的历史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唯一性与客观真实性，在多元化与不确定性中，历史事实与虚构元素被有机地放在了一起，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难辨，从而走向了一种“文本化”的历史。

一、叙述层次与叙述者

按照叙事学的基本理论，把叙事虚构作品分为故事、本文和叙述。故事是“一系列前后有序的事件”，叙述则是“讲或写的行为和过程”[2](P6)，故事与叙述形成了不同的时间关系。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立夫四个人物共同叙述关于萨德本家族传说的故事，是在萨德本家族灭亡之际，是一种“事后叙述”，但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出现叙述与故事同时并存的“穿插式叙述”。如罗莎小姐叙述萨德本家族的传说故事，穿插着昆丁接受她的邀请呆在了萨德本庄园；再如第六章中，昆丁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浮想联翩，感情诚挚地把美国南方的历史讲述给施立夫。两种时间关系的叙述使故事与叙述的距离忽远忽近，在总体“事后叙述”的影响下，模糊了萨德本家族传说的历史面貌，造成了主题的多元化，也加强了故事本身的虚构因素。

故事一般都当作是叙述的对象，但事实上故事里面也可

能含有故事。一个人物的行动可以是叙述的对象，这个人物也可以叙述另一个故事，同时故事中的人物也可以互相叙述，这就形成了叙述与故事之间的层次关系。福克纳勾勒了三个叙述层次来规划《押沙龙，押沙龙》。在准备去哈佛大学之前，昆丁应召去拜见一位形单影只的老处女罗莎；到哈佛大学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在寝室中，施立夫与他共同探讨萨德本家族传说的故事，它们是叙述的最高层次、超故事叙述层；而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立夫共同描写萨德本家族传说的叙述，属于下一层次，是故事叙述层，对超故事叙述层起着不同的作用；四人叙述的故事中出现的萨德本对昆丁爷爷康普生将军所作的关于他年轻时代的叙述，则是次故事叙述层。

表1 三个层次的叙述纲要 文本内容

叙述层次 叙述主体 接受对象 超故事叙述层 作者 读者 萨德本 家族

故事叙述层

罗莎 康普生先生 昆丁 施立夫

读者 昆丁 施立夫

传说之谜

次故事叙述层

萨德本

读者、昆丁、施立夫 康普生先生、康普生将军 三个层次的叙述推动了故事的情节发展，也在解释着不同人物的举止行为以及思想意念。由表1可以发现，三个叙

俞全华：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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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层次围绕萨德本家族之谜而展开，而其中的四个主要叙述者则从不同的层面对这个谜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他们反复努力，揭开历史的外衣，试图探寻历史的真相，找出萨德本家族崩溃的根源。然而，他们的叙述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出发，根据自己的想法、感情，对南方的体验，并加上了自己的想像，这就使得他们的叙述角度、重点都截然不同，带上了浓厚的个性色彩。从表面看，四个叙述者如同传接力棒一样在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构成了萨德本家族完整的历史，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同心协力、一鼓作气，而是在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各人的叙述与解释相互矛盾、冲突，“没有一个受控于压倒一切的权威的声音”[1](P376)。在对邦恩的身份以及死因的叙述中，表现出的都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四个叙述者竭力让自己的叙述成为最终的“权威”，他们虚构的大量故事情节也让解读萨德本之谜成为了可能。

罗莎小姐作为第一个叙述者出场时，读者根本无从得知其叙述的可靠程度，但她似乎又在讲述一个鬼怪故事，频繁使用哥特手法，开场的叙述中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同时，她又把萨德本当作一个“恶魔”的形象来塑造，从不直呼其名字，使得昆丁作为听众也无法测度其真实与否。萨德本是她讲述的主题，不时暴露出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语言夸张，充满情绪，又有强烈的愤恨与欲望。小说第五章中她的内心独白，揭示了她的精神价值取向。她曾经对萨德本的求婚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留在那里等待托马斯·萨德本回家。是的。你会说（或者是相信）即使是当时我就已经等着与他订婚了；如果我说不是这样的，你会相信我在撒谎。

不过我还是要说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意图。”

[3](P147)

这种心理矛盾在一阵意识流动之后，变成了“再接下去的一个晚上，我

竟与他订了婚”

[3](P152)

。复杂的感情说明了她对爱情的渴望，但萨德本无情的建议（他说他们先试验，如果能生个男孩，他们就结婚）使她的希望灰飞烟灭，她43年来的仇恨与悲愤集结在了一起，竭力把萨德本“魔鬼化”。康普生先生的叙述与罗莎小姐的盲目主观性形成鲜明的对照：敏锐的判断力，清晰的逻辑思维。他既讲萨德本的故事，也讲罗莎小姐的遭遇，并逐步把重心转移到朱迪丝、亨利和邦恩的三角恋爱关系上。邦恩是亨利大学时的同学，放假回家途中到亨利家逗留，被镇上的人传为朱迪丝的未婚夫。这个婚事被萨德本否定了，一开始亨利也反对父亲的决定，尽管他知道邦恩可能是他哥哥，直到他得知邦恩身上的黑人血统时，这种喜欢才转换为仇恨。但所有这些情节似乎都是不合理的，康普生曾说：“那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说不通。不过说不定就是这样的：他们未作解释而我们本来就不该知道。”[3](P92)

在罗莎小姐与康普生先生的叙述中，昆丁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但到了他与大学同学施立夫共同讨论萨德本家族之谜时，他就由被动走向了主动，但又遭到了与施立夫叙述

推理的对立，并且表现出不同的叙述态度。昆丁叙述时感情真挚，施立夫则插科打诨、讥诮讽刺。昆丁满怀感情地叙述了萨德本的早年生活，这段经历是康普生将军告诉康普生先生，最后传到他耳中由他讲述的。在昆丁看来，萨德本似乎是一个天真的人，而施立夫的叙述充满了对萨德本的批判色彩，认为邦恩是由萨德本所造成的“悲剧性人物”，他对康普生先生所谓邦恩的“重婚犯”、“引诱者”弃置一边，而赋予他充分的人性。此时，四个人叙述中的冲突对抗锋芒毕露。

四个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萨德本家族传说进行了个人的阐释，从中也塑造出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读者无从得知其叙述的真实与否，他们平等对话中的故事只是个人眼中的南方历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处于不同的叙述层次中，出现了叙述者“跨层”的现象。罗莎小姐是一个典型的跨层叙述者，既是超故事叙述层的人物，同时也作为故事叙述层的人物被康普生先生、昆丁、施立夫所叙述。萨德本存在于故事叙述层与次故事叙述层之中，一方面他成了罗莎小姐叙述中的“恶魔”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情真意切地向康普生将军叙述自己如何失去了快乐的童年。跨层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叙述层次的界限，使叙述对象变成叙述主体，角色的转换模糊了人物形象，也让作品现实性与虚构性的分野变得不再清晰，作品的主题也就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就涉及到了叙述声音下的叙述可靠程度。

二、叙述声音可靠程度的考证

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述》中认为：“声音是

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的综合。”

[4](P174)

叙述声音不仅体现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也指向了被叙述者的形象塑造，叙述声音把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苏珊·S ·兰瑟把“叙述声音”分为三种：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是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上的叙事状态”[5](P17)，个人叙述声音是“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5](P20)，集体型叙述声音是“这样一系列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5](P22)。作为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重要的作家，为了更深刻地揭露南方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制度及其对后代的影响，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并没有选择作者型的叙述声音，用一种全知全觉的视角把南方历史推向“作者干预”的程度，而是采取个人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并存的方式，有效地缩短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并让读者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解读之中，甚至出现了读者与叙述者共鸣或者对抗的境界。

罗莎小姐是以个人叙述声音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的，作为典型的同故事叙述者，她参与了萨德本家族生活的发展，在待人处事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在对萨德本中心人物的叙述中，她把43年来受到的压抑通过心灵意识流动暴露得淋漓尽致。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方面便是对种族歧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