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对女性的“冷观”

论张爱玲对女性的“冷观”

摘要：张爱玲的读者中女性占多数，甚至“张派”传人出现了阴盛阳衰的现象。然而，她对女性总以冷眼相待，绝少溢美之辞。对女性极尽挑剔和计较，却能获得众多被“冷观”对象的垂青，一是她的“冷观”因深刻的女性体验而有所郁结；其二她在作品中或隐或现阐释出“冷观”事实的合理性；其三她的“冷观”中孕育着热情，向读者还原男权文化背后女性话语的真相。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冷观”

（一）

时至今日，张爱玲在港台和大陆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其中女性占多数，而喜欢她的也多半属女性。刘绍铭、王德威研究“祖师奶奶”的功过，从六十年代的白先勇、施叔青到九十年代的须兰、王安忆等，“张派”族谱明显出现了阴盛阳衰的现象。然而，张爱玲并非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横观张的小说和散文，她对女性总以冷眼相待，绝少溢美之辞，就连母爱这种美德也不值得她骄傲，而从《娜拉》那里学会的“出走”对于中国女性的价值寥寥。张爱玲对女性“冷观”，更将女人的弱点、缺处一展无疑：她揭露女人的内心毫不留情，即使是贤妻良母，“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谈女人》）。

可是说，张爱玲对女性极尽挑剔和计较，然而她的“冷观”却并未妨碍她获得众多被“冷观”对象的垂青，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那原因究竟何在？

（二）

张爱玲对女性的“冷观”是因其深刻的女性体验而有所郁结，易唤起女性读者的共鸣。

《流言》中处处浸透了一个女性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感受：谈音乐，从《在黄昏》中听到老年女子为年轻时拒绝男子的悔与不悔；谈跳舞，从排斥同性的交谊舞中看到了性的成分；谈画，认为男子画娼妓，思想较为简单，而女人对娼妓除了恨和看不起，还有羡慕；也谈为妻之道，面对丈夫的出轨，太太们是否要效仿……正如吴福辉所说，张爱玲的“文字一寸一寸都是女性的感觉”。

张总是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对身边的物象、细节仔细观察，反复玩味与鉴赏。当然生活在一个“神仙洞府”，与世隔绝的静谧和迟缓沉溺的节奏给予了她充裕的逗留时间，而她自己却将这种对世物的洞察上升到对人类尤其是对女性，尖刻、犀利的“冷观”和逼问。受母亲喜欢裁衣、善于装扮的影响，张从小痴爱服装，不仅常常以自己匠心独运的奇装异服示人，更对近代男女服饰的发展史如数家珍。在《更衣记》中，她滔滔不绝地畅谈腰身大小的盈蚀、领口的角度、衣袖的废除与恢复、镶滚镂字等装饰的缺溢，而这些隐秘微小的变动，折射出的不仅是她对服饰纤巧细致的趣味，更是一种明晰、冷静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下，隐藏背后的动机和心态也暴露得格外真切。

张爱玲的小说也是一个女性世界，有着形形色色的女人和纵横交织的人际关系网。她本身就曾生活在一群太太们、小姐们、丫头

们之间，对于母女、婆媳、妯娌等之间的交际，也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应。她亲身感受到了在这个动乱的时代，维系这些弱不禁风的关系的纽带不是感情而是金钱，而摧毁这些关系的也正是金钱。张爱玲打破爱情、婚姻的神话，不仅是爱情，亲情也弥漫这一股铜臭味。张爱玲最初是满怀希望和期待逃离父亲的毒打，来到母亲身边一起生活，然而，慢慢地，当她也三天两头问母亲要钱时，却不得不“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童言无忌》）。她察觉到，在这些琐碎的磨难中，母女间的感情渐渐地淡漠，变成了责备与抱怨。女人争夺金钱，依附于金钱，在一个男性掌握金钱、女性没有工作机会的社会里，归根结底，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在男性身边乞讨。女性甘于依附男性，更悦于依附男性，这正是张爱玲“冷观”到的女性生存的事实。白流苏做女红、上学堂，王娇蕊甚至出国留学，都只是为了更好的嫁人；有的女人依附于男人，不仅没有痛苦，反而沉浸在满足和愉悦中，这才是女人真实的心理感受。葛薇龙固执地、卑微得爱着乔其乔，心甘情愿为他所用，只因为他不爱他的缘故，这是这一技巧征服了这不可理喻的妇人心。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就是这样，难于理解，难以相信，却又真真切切，合于实际。

（三）

张爱玲在作品中或隐或现阐释出“冷观”的女性生存事实的合理性，对读者具有说服力。

她“冷观”到女性依附金钱，依附男性，她更“冷观”到“女

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谈女人》）。这也注定了她对男权文化藩篱的批判不留余地，一方面，她无情地打破男性神话，披露、讽刺男权社会内部的虚伪与自我相悖。《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宝是“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一直想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找一个最合理想的太太——“做高谈阔论的背景”。然而他如果娶红玫瑰，他将不为这个“对”的世界接受，毁的是他的前途；娶白玫瑰，前途是保住了，他和朋友却又无法高谈阔论，依旧不“对”。振宝在情欲和前途之间徘徊，始终无法将红玫瑰和白玫瑰合为一体，一个英雄人物尚且如此，何况芸芸男性。张爱玲借佟振宝道出了男权文化的畸形与虚伪。

另一方面，在《传奇》中，她更多的是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将女子遭受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控制加以呈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不仅是通过封建文化传统的束缚，也不仅仅是用金钱加以封锁，锁住曹七巧的不止是金钱，更是宗法父权在经济、人格、情欲和性别上的多重压制和剥削，这一切促成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不幸的悲惨命运。虞家茵是一个敢于在外谋生的女子，她美丽、善良、有知识，在工作中渐渐找到了爱情，似乎是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然而一切还是破灭了。家茵最终离开宗豫，主要的原因是她从夏太太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在父亲和姨太太身上看到了自己和宗豫的未来。家茵的父亲不仅是父权社会的象征，更她不幸命运的象征。家茵的父亲就像一缕摸不着、抓不住的鬼魂，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毁掉她的幸福。虞家茵预见到了自己不幸的命运，然而她无力

摆脱，只能无奈地痛苦和接受。

（四）

张爱玲对女性的“冷观”中孕育着热情，向读者还原男权文化背后女性话语的真相。

她消解爱情、婚姻、男性神话的同时，更打破，更打破男权话语中的女性神话。波伏娃曾说“没有比女性神话对统治者更有利的神话了，她确立了所有的特权，甚至使男人的特权也显得权威起来。”男权社会中，女性神话看似是对女性的赞美，其实早已成为男性话语权利的强化和压抑女性的有力武器。张爱玲用平凡和世俗消解神话，她从小被许为天才，却承认自己是一个世俗之人，情愿享受市民的生活；南宫婳，娴静美好的名字，一个天才艺人，连她的爱情都轰轰烈烈，然而，她这个先知说的话都没有意义，她的爱情也在世俗的磨蚀中没有了观众。

在解构爱情神话的同时，张爱玲更忠于女性的特质，用女性话语还原女性的真相。在读者看来曹七巧是一个彻底的坏女人。她尖酸刻薄、自私泼辣，背着妻子勾引小叔子，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婚姻，逼得儿媳妇上吊自杀，女儿嫁不出去。男权社会中，对理想女性的界定更多的是压抑女性的欲望的基础上，而女性受到男权意识的浸淫，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逐渐认同了这种思想而不自知。然而，就如同曹禺笔下的繁漪，曹七巧毁掉一切的根源在于男权社会给予她的畸形婚姻，根本无法满足她的情欲。而她挣扎着从男权社会中夺得了些许的权力，无形中对男性社会形成了挑战和威胁，从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