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

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

袁南生

外交与国民心态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外交情势对国民心态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心态是制定外交战略与策略的重要考量与依据，同时也影响和牵制外交情势。考察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国民心态变化历程，有助于国人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有助于做好今天中国的大外交。

千年外交史上国民的基本心态

几千年来，有四种国民心态与中国外交如影相随，且相互影响——

天朝心态。在古代中国，“中国人——zhongguoren，这个名词的字面意思

是‘中央帝国的公民’”，（艾米•蔡：《大国兴亡录》，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天朝心态即“中心之国”和“中央之国”心态，或者说帝国心态。古代国人⼀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其他国家和民族。受天朝心态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很少进行军事扩张，因国人认为，对于冥顽不灵的野蛮人，不必硬去教化他们，甚至还对他们颇为怜悯，给予丰厚的赏赐以“怀柔远人”；另⼀一方面，国人有着天朝大国挥之不去的情怀，养成居高临下看待世界的习惯。例如，称“匈奴”为奴觉得不解气，王莽甚至下令改称为“恭奴”。任你哪国牛气哄哄，在某些国人眼里也不算什么。从对别国人的别称可以看出这⼀一心态：称日本人为“倭寇”，美国人为“山姆大叔”，俄罗斯人

为“老毛子”，韩国人叫“高丽棒子”，印度人成了“红头阿三”。天朝心态不加约束，容易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内向心态。内向心态的本质是农民心态。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小农经济是古代主要的经济形式。农业依附于土地，不稀罕牧场，其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封闭自守，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所以，农民缺乏对外扩张的本能和需要。不少游牧民族受汉族影响，持续、逐步地转为农耕方式，生存方式逐步汉化，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缺乏对外扩张的冲动。内向心态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自我封闭、闭关锁国的心理原因。几千年来，中国对外扩张的牵制主要来自国内因素，⼀一部二十四史，主要内容是问鼎中原，而非对外扩张，中国人往往以在内战中获胜为

荣。1888年，李鸿章游历欧洲，拜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他滔滔不绝地夸耀起自己镇压国内叛军的“丰功伟绩”，可是俾斯麦听了半天，最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德意志人从不以屠杀同胞为荣！”内向心态其影响在⼀一些方面至今根深蒂固，导致⼀一些国人虽西装革履，但在国际交往中我行我素，不守公德。例如，有的国人在国际航班上大声喧哗，全然不顾他人感受；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经他人首肯便吞云吐雾。在这些人看来，我怎样做，是我的事，只要不违法，谁也管不着。这与我们需要有的大国国民形象严重不符。

中庸心态。中庸心态的思想基础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原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已内化成了国人的性格特征。它的积极⼀一面在于能使人避免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古人的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就是不偏激，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就是把握好度，协调好关系，打好和牌，在平衡中寻求发展，这在外交当中至关重要。“中庸”外交首先体现为均衡性。守中意味着不走极端，均衡，是“中庸”外交的核心理念。鲁迅在《彷徨•幸福的家庭》⼀一文中说：“……既无闭关自守之操切，也没有开放门户之不安：是很合于中庸之道的。”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表现为不扛旗，不出头，不搞对立，不唱高调，不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因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影响双赢。但鲁迅也讲到了中庸心态也有消极面，他说：“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在中庸心态影响之下，对本应旗帜鲜明亮明态度的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本应抓住主动权的事却让人家获得先机，这在中国外交史上不乏先例。

面子心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总是以对方给不给面子和给多少面子来判定对方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对彼此的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面子和国家利益不可完全割裂，国家

的“面子”，专业术语叫做“荣誉”，是国家利益的⼀一种软载体，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延伸。人类历史上为了国家荣誉而进行的战争为数不少。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有句台词，说蒋介石喜欢三碗面：“脸面、情面和场面”。其实，几千年来，在国际交往中，任何国家都在乎这三碗面。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启动破冰之旅，踏上中国领土之际，随行记者需要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方给予方便。可中国那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卫星。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租用美方卫星。美方认为租金需100万美元，建议中方不必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方承担。对此，周总理说，这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周当即指示：第⼀一，中方租用美方⼀一个通讯卫星，付给美方租金；第二，在租用期间，该卫星使用权属于中方。美方使用时，须向中

方申请，并按要求交纳使用费。美国人听了很惊讶，说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既精明又自重的谈判对手”。后来，心照不宣的中美双方将这两项费用之间画了个“等号”。国家确实需要维护面子，“既精明又自重”的周总理在谈笑自若间巧妙维护了国家尊严。但面子毕竟是虚的东西，很多时候不关乎国家核心利益，把面子看得太重，把面子置于国家核心利益之上，面子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外交就难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就可能为非核心利益所累，很容易使两国关系只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甚至酿成大错。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说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只几十个字，国人对外交往中的面子心态跃然纸上。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此公对同僚却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在面子心态影响下，人们在看待对外关系时常常忽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是过于重虚名，争面子；若对方在交往时很给面子，便欣欣然；若不给面子，便主张还以“颜色”。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心态的影响趋弱。在国家层面上，务实外交已是当今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之⼀一。但仍须防范面子心态的滋生。

宋代以来的外交与清流心态

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呢？

本来，宋代是欧美历史学家不吝溢美之辞的⼀一个时代，它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古典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出现在宋朝。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国家综合实力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登载文章，这样评价宋代：“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其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考试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宏……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经济大国不等于安全大国，“弱宋”二字似乎是把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