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故国、故都与故人---刘再复访谈

刘再复：又见故国、故都与故人

记者吴婷

提要：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秩序、重伦理、重教化的一脉；一是以从老庄禅到《红楼梦》的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的一脉。两脉都有高价值，都是伟大的思想存在，都应当尊重。

2008年6月，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再复，应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之邀，在北京做了题为“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的演讲。这是他去国19年后首次回到北京。《凤凰周刊》近日专访了已经回到美国的刘再复先生，以下是访谈摘要。

治国大思路是对的

凤凰周刊：您这次应凤凰卫视的邀请，演讲“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您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刘再复（下称刘）：这次到北京演讲，选择“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确有历史具体性与历史针对性。我不喜欢作泛泛的空头文章，也不喜欢故作姿态，讲这个题目是针对弥漫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的俗气的潮流，只重财富、只重功名，不重精神、不重格调的潮流。

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世界进入经济较量的时代,地球几乎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巴尔扎克语）。中国进入世界整体经济结构之后，金钱也奇怪的到处冒了出来，追逐财富便成了时代风气，如果没有精神屏障，上上下下都会变成“风气中人”（钱钟书先生语）。我的演讲是想提醒自己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潮流、大风气要有所超越，也希望得风气之先的、已拥有许多财富的人，能由“富”向“贵”提升，要注意讲尊严，讲格调，讲规则，把财富用来提高社会的高级趣味。中国富商像胡雪岩的多，像陈嘉庚的少。前者花钱与官员结盟，后者则把财富化作教育殿堂，境界完全不同。不过，我的演讲虽有现实性，但本身又是充分学术化。几年前，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和台湾东海大学就讲过“中国贵族文学的命运”。

凤凰周刊：您在《两个自我关于故乡的对话》中说“想到故乡和祖国，我的情感单纯到只剩下一个恋母情结，像哈姆雷特那样，因为害怕伤及自己的母亲，总是犹豫彷徨。”我们可以怎样理解您的这种情怀呢，您所犹豫彷徨的又是什么？

刘：我是同时唱“国际歌”与“国歌”长大，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者。但我不是只会夸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讴歌型爱国者，而是敢于面对国家弱点的忧国者。既敢肯定国家的成就，也敢批评国家的缺陷，不存私心。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天性应是关怀底层的多数老百姓，即使国家强大得像罗马帝国，他也不会只颂扬帝国的权威，而会首先关心斗兽场中的奴隶。这种立场，使知识分子常常扮演一个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角色。批评是善意的，但往往会伤及国家的面子，伤了也不好，分寸不容易把握，所以不免会犹豫彷徨。

凤凰周刊：这次回来，觉得北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相比1980年代末那样一个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我这次在北京只有10天，只是走马观花。不可能深入了解人文环境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到北京城市风貌的巨变。我在北京生活了27年，在长安街上千百次的散步游逛。此次看到，除了北京饭店对面的那座红楼没有变之外，其他的全变了。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海

淀、朝阳门、复兴门一带的变化，很有大国气派与气象，这可能正是鲁迅所谓的“汉唐气魄”。

这气魄不仅是城市建筑的外在气象，而且是内在的“拿来主义”的气度。我观赏了许多大书店、大饭店、大商场、大体育场，看到世界上最时髦的品牌样式，都被北京“拿来”了。经济的发展壮大，也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凤凰周刊：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或者说进步？

刘：现今中国政治、文化确有进步。拿这次四川地震后的救援工作来说，比起唐山地震时的表现，就大有进步。唐山地震后，政府太顾面子，不接受外援，不开放新闻。此次不同，政府以人为本，救助有力、有序、有效，不仅动员国内社会，也动员国际社会，一切公开于世界的眼睛之下，媒体的开放度与工作的透明度均前所未有。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也是真诚的。这种进步反映出现今治国的大思路是对的。这不是斗争哲学的大思路，而是和谐哲学的大思路；不是“有了政权就有一切”的大思路，而是“有了人的生命就有一切“的大思路。大思路对了，一切困难与冲突都可以克服。大思路对了，中国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凤凰周刊：有一个“再复迷”的网站，您的很多新作、旧著上面都有，可是19年的隔离，很多人，尤其是内地的年轻人对您都不甚了解。但从网站来看，可以感觉到您的思想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么这个网站是谁在打理，您的“粉丝”都是哪些人呢?而且您还有个博客是吗？

刘：我因天生福建口音，拼音不准，打字很慢，不使用电脑。为了获得平静的心境，潜心写作，也不上网关注时事。有位著名作家推荐我充当新浪博客，仅一天，网友的热情信息便扑面而来，把我吓了一跳。第二天我便发表声明，请求关闭我的网站。不过后来我的学生帮助我管理博客，定期把我的旧作和新作放在上面。

还有一些热心的学生办了“再复迷”网站，我的女儿常告诉我一些网上信息，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浏览过。出国19年，还有这么多年轻朋友、同胞兄弟如此爱我关怀我，真让我感到故国的温馨。

到北京之前，我曾到陕西师范大学做过两场演讲，老师和学生们的热烈情感，真让我深深感动。大陆年轻学生的人文热情和人文水平，远远超过香港。没想到离开故国这么久，还有那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读我的文章，这使我相信，知音毕竟在国内。

思想与写作是为了自救

凤凰周刊：在《两个自我关于故乡的对话》中有一段话，您说，“朋友说，海外漂流者中，你丢失得最多，因为你本来拥有的最多。国家对你那么器重，社会对你那么宠幸……可是，你却毅然展翅高飞。我对朋友的困惑无言以对。”对于那个年代，您的无奈是什么？

刘：我选择漂流之路，充当“槛外人”（《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即异端的角色，是我的天性和我的理念所决定的，不是个人恩怨与家国恩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不管走到哪个天涯海角，我都只提着良心面对真理说话，与国家的宠辱及个人的得失无关。我的无奈是，有些朋友竟用功利的世俗的眼睛阅读我的行为语言。

凤凰周刊：中西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差异，这19年您还习惯吗？给我们讲讲您在美国这19载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