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中的影响

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中的影响
[内容提要]泰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了一种外因大于内因的发展模式,但是贯穿于其中的却是泰国文化的独特性和极强的民族性:政治发展是在一个政变—军人政权—大选—文人政权—危机—政变的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进行的。

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之外,不得不提及泰国佛教，佛教传统文化在泰国缓慢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也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关键词]泰国；佛教；政治现代化
泰国是当今南传佛教的三大中心之一。

在泰国佛教僧侣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所以泰国宪法虽然规定“公民享有信仰宗教以及宗教中的某一教派和某种宗教的自由”,但同时又说“这种信仰不得与履行公民义务相抵触,不得危害社会的安宁秩序和人的良好道德风尚”。

所谓的“良好道德风尚”就是与社会的大环境同步,而泰国95%的人信仰佛教,所以佛教在泰国享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在当代泰国政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泰国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大乘佛教、中国的儒教、道教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泰国特色的佛教。

它兼容并包,博采各家之长:因果报应、仁慈善良、行善积德、乐观大度、勤劳敬业等构成泰国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

这些内容中有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了泰国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泰国佛教中的权威观念、业力累计、宿命论等思想却为泰国的军事政变与独裁提供了佐证。

为了巩固政权,每一届政府又都努力寻求与僧团组织的合作,把僧团作为工具借以达到其政治统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却又阻碍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故而研究泰国政治现代化，泰国佛教的影响是万万不能忽视的。

一、佛教的传统产生的政治观念
1.首先是等级观念。

素可泰王朝、阿瑜陀耶王朝直到曼谷王朝,糅合了婆罗门教思想的佛教把国王描述成神王、法王,形成了以国王为权力顶峰的世俗官僚等级体制。

依据佛教以须弥山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泰国政体也形成类似的天体政体:以国王为中心,形成王室、贵族、平民、奴隶依次排列的同心圆,权力由里向外辐射。

在朱拉隆功之前,这套观念体现在卡迪那制中:每个等级有严格的界限与权利、义务,民众是作为半人半神的国王的属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贵族的忠心也体现在对国王个人的忠诚上;依据人人不可逃避的、无条件的业报,人只有凭前世的功德才能进入某一阶层;个人等级由业力决定———国王是最大的善业者。

这套统治阶级宣扬的、被佛教观加以合法解释支持的权威观念深深扎根到泰国普通百姓心中。

2.与等级观念有一定矛盾的平等观念。

因为佛教描绘的宇宙等级只是位置的确定,而非个人的确定。

人并不是永久固定在一个位置或一种使命上,而是依据其业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因此,与印度种姓制不同的是,一个人可以在等级之间流动,从理论上讲,他可以到达任何等级,既可以成为王子,也可以是乞丐。

因此,只有等级地位的不平等,而没有人的不平等。

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平等。

这就是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中佛教观念中的平等含义。

这个含义在以前被有意识地压制了,直到现代才被有意识的挖掘出来,作为政治民主化的依据。

3.关于德行的思想。

德行是泰国威权政治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而德行的概念的源头正是在佛经之中。

在早期的佛经中,德行所表述的意义为“非凡
的”“优异的”“出众的”以及“终极的”,而后期则强调为达到终极目标应遵循的“道德标准”“行为方式”。

德行在世俗文化中并未特别区分“目标”或是“标准”,而是将两者合二为一,经过新的理解和诠释,使之成为人们应遵循的伦理和追求的目标。

在泰国的政治文化中,德行无疑是通往权力和财富的最根本的依据之一。

泰国人认为升迁、获得权力和财富是德行使然:第一,德行是前世所为,是一种造化,不是凡人所能祈望的。

因此,对有德行的人只有认同。

第二,对于憧憬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还不具备足够的德行。

因而对绝大多数的民众而言,一方面只有认同别人的德行,另一方面必须继续去修炼,获得更多的德行,以求得来世的造化。

这种思想和“积德行善—作孽”“现世—来世”等佛教思想相结合,为威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更加圆满的道德伦理依据。

由于这些佛教教义与政治的关系如此密切,泰国任何一代的统治阶层也都把它利用起来使之成为泰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同时也就自然对泰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深远。

二、传统佛教对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延缓作用
佛教观念形成的政治文化使泰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整体延续背景下的转型;权利延续背景下的精英阶层的形成;主导性意识形态延续背景下的非意识的运作,即潜意识的运作。

具体表现为:发生、发展缓慢,个人意识膨胀,军事独裁占主导地位。

在对待政治问题上,泰国的各个阶层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极低,传统上形成的对权威的认可使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出顺从或逃避的倾向。

一方面是由于非权威的政治呼声,特别是带有民主色彩的呼声一直被强有力地压制着,同时很重要的是,泰国民众缺乏革命观念,从业报观看来,自我负责的观点阻止了人们对自己因贫苦和不公待遇而对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责难和要求。

普通百姓对西方式选举、议会、民主等观念是陌生的。

对他们而言,政治民主就是选举村长的活动,至于几百里以外的城市与他们关系并不大。

政治只是少数富豪权贵们的事情。

参与意识的低下使独裁统治得以长时期维系,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对权力重新分配的要求被搁置,政治现代化的进展缓慢到几乎是不易察觉的地步。

到了当代,这种观念又导致了贿选的泛滥。

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投票选举机制逐渐完善,人们参与投票的“热情”有了很大提高。

但导致这种热情的不是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而是黑金贿选的出现。

而在上层社会,以“权力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业力的变化可以引发等级的改变”的佛教思想的引导下, 1932年革命后,泰国政治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上层军事政变频繁发生,军人独裁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泰国是一个有宫廷政变传统的国家。

1932年革命以后,虽然封建君主专制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但民主模式的设置却由于没有相应的内容与环境而形同虚设。

各种矛盾与利益的冲突在薄弱的民主机制下得不到解决,只能诉诸于政变和武力这种非常规的程序。

在1932年以后至今,泰国共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 14次成功,特别是在1932年至1957年的25年间,就发生了10次政变,最近的2006年是14年来的最新一次军事政变。

在泰国的城乡之间、社会上下层之间广泛存在着分离的情况下,在与西方代议制相匹配的政党制度、民众参与意识相对薄弱的情况下,社会地位变动实质上仍只能局限于某一集团,朱拉隆功改革后成长壮大起来的军人集团终于成为政变的主力,具有宫廷政变传统的泰国在引进西方立宪制后屡屡发生军人政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泰国,伴随政变的是长期的军人独裁。

二战后直到80年代末期都由军人长期执掌政权。

体现议会民主的文人政权只在1944至1947年、1973
至1976年进行过民主试验,民主势力一再遭到失败的经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泰国社会普遍缺乏追求更自由的现代化政策的那种强劲的政治运动情况下,传统的集中化的威权主义模式、独裁统治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生存环境。

社会运作和动员以命令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精英在国王的幕后指挥下,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传统的权威观念是政治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那么,在维护社会安定、政局稳定方面,传统佛教的力量同样功不可没。

因为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

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

因此,迫于外因而酿成现代化动力的国家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发生是集中的、大幅度的,经济政治权力的转移是激烈的,很容易发生普遍的社会动荡。

但令人称奇的是,泰国虽然上层政变频繁,但整个社会却是安定的,并没有发生这种现代化时的普遍动荡。

究其根源,佛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对权威人格的认同和广泛存在的对现状的宿命接受,泰国社会在军人专制下,能保持一种安定局面。

历次政变波及范围一般只限于上层军人集团之中,很少扩散成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参与政治太低而使民主化进程十分缓慢,同时也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强人统治下的泰国社会,政变频发并没能打破政治僵局,但经济却能持续不断地发展。

如在军事独裁的沙立政府时期(1957~1963),政治上的集权统治带来了泰国60年代显著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势力在此期间也开始上升。

应该说,现代化的进行首先有赖于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作前提,泰国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佛教不仅从观念上对社会安定起了重要作用,还由于传统佛教在广大泰国民众当中享有崇高地位而被统治阶级有意地加以利用,成为安定社会的有力手段之一。

由于泰国佛教在国内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它对政府的合法性所提供的有力支持,1932年革命后逐一登上政治舞台的将军们认识到:他们手中权力的合法性,其强弱不仅仅主要取决于政绩,,还要通过传统的宗教势力来支持,或使之合法化,从而保证其政治上的稳定。

因此,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的将军们一旦把握政权,就通过许多公开铺张的虔诚的佛教仪式来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例如,70年代中,泰国外交部长塔纳·科曼和总理他侬都多次到寺庙中忏悔,希望以此改变他们在群众眼中的形象,获得新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这正如雷吉斯在分析卡里斯马斯(Chris-mas)式的领袖时所说,一旦通过“暴力狡猾、阴谋甚至是偶然的机会掌握了政权后,他便要按照手续使他的权力合法化”。

在政变繁发生的泰国,佛教因其和平主义的教理、温和的中观思想成为当权者作为政变后安抚各派力量的重要调和剂和社会凝聚力的工具。

因此,佛教观念中的宿命色彩和对权威人格的认可,平衡了合理地期待行为后果与实际能看到的后果之间的差异,对现代化冲击下的人们产生安抚作用和心理补偿效果,从而使人民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承受能力变大了。

再加上统治阶级对传统佛教的有意利用,使泰国社会呈现出较为安定的局面,成为现代化得以进行的必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