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皇后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皇后制度
“皇后”为皇帝嫡妻，是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皇后名称首创于秦始皇，而
真正形成制度并不断完善则是在西汉时期。

如《汉书外戚传》云：“汉兴，因秦之称号，
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后制度
基本继承汉代，但也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譬如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

一、多立皇后
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多立皇后。

此事始见于东吴末帝孙皓时期。

据《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记载，孙皓好色，初立皇后滕氏，后为满足淫欲，并削弱滕氏尊位，便开始多立皇后——“皓内诸宠姬，佩皇后印玺者多矣。

”
孙皓多立皇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受到中国传统嫡妻制度的约束。

根据“礼无二嫡”（《晋书礼志中》）的规定，所谓“一室之中，岂容二妻”（《礼记郊特牲》），即使贵
为天子，可以妻妾成群，但其嫡妻亦即皇后（先秦时期称王后）却仅有一人。

她们被视为
天下之母，并掌管后宫。

如《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周礼》王者立后，……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

”这对于沉湎酒色的孙皓无疑是一个很大制约。

所以要想为所欲为，作为
历史上的一个昏君，孙皓便开始从制度上打破这一制约，以至“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注引《江表传》）。

而多立皇后则只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事例。

孙皓多立皇后还有着裁抑外戚的意图。

滕氏为五官中郎将滕牧之女，天兴元年（264年）十月甫立为皇后，滕牧便以后父被封为“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
吴书妃嫔传》）。

及至多立皇后，藤后失宠，尊位自然降低，而滕牧也被剥夺了执政权力，最后竟被放逐苍梧。

此外，孙皓之所以多立皇后，也多半借鉴了历史上的一些先例。

在儒学经典中便明文
记载着舜娶帝尧二女的事例，所谓“釐将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尚书尧典》。

事实也
是如此。

史载北周宣帝宇文赟同时册立四后，便据此下诏说：“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

朕取法上玄，稽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赞柔德，
广修粢盛。

比殊礼虽降，称谓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锡嘉名。

”见《周书皇后传》）。

而
更直接的渊源，则可能是东汉末年以来民间所出现的一夫二妻现象。

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记载，建安初年，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

前妻
杜氏留下邳”，便娶有二妻，无嫡庶之分。

又《晋书礼志中》记载：“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徐平“两妇归宗，敬奉情过乎厚”。

由于皇后事关国家制度，孙皓多立皇后对后世曾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仅就民间而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史不绝书的一夫二妻现象，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一枝二鸟”。

如西晋“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东晋南平陈诜先娶李氏，
为贼所掠，遂更娶严氏，后李氏得还，“诜籍注领二妻”（以上皆见《晋书礼志中》）；
北魏大臣陆丽娶“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其子定国亦娶二妻，“嫡妾不分”。

至于多立皇后，尽管在东晋、南朝并没有任何事例，但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却比较多见。

如匈奴汉昭武帝刘聪在皇后刘娥病故后先册立皇后靳月光，不久便“以其皇后靳氏为
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后以靳氏淫乱，改立樊氏为上皇后，“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乃至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
（《晋书刘聪载记》）。

北齐后主高纬废黜皇后斛律氏后，亦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
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北齐书后主纪》）。

北周宣帝宇文赟先立皇后杨丽华，“号为
天元皇后”，后因猜忌其父杨坚，“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后为四皇后焉”，再加上
稍后增设的“天中大皇后”，最后竟然“五皇后”（《周书皇后传》）并存。

这些都与孙
皓的多立皇后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故陈寿批评孙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
殃流后嗣”（《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评》）。

二、不立皇后
汉制，除皇帝早夭或在位时间太短外，皇帝均须册立皇后。

如昭帝刘弗陵，年仅十一岁，便册立皇后上官氏。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有一些皇帝不立皇后。

这是魏晋南北朝
皇后制度的又一个突出变化。

这一变化最早创始于东晋元帝司马睿。

司马睿嫡妻为虞孟母。

虞氏以貌美得宠，永嘉六年（312年）病故。

司马睿称帝后，为表示对她的尊宠，追谥
“敬皇后”（《晋书后妃传下》），此后便没有再立皇后。

自司马睿创设先例后，至南朝时期，不立皇后的现象不断出现。

如宋武帝刘裕嫡妻臧
爱亲，义熙四年（408年）病故，刘裕称帝后，追谥“敬皇后”（《宋书武帝纪下》），
不再册立皇后。

又齐武帝萧道成嫡妻刘智容，泰豫元年（472年）病故，萧道成称帝后，
追谥“昭皇后”（《南齐书皇后传》），梁武帝萧衍嫡妻郗徽，永元元年（499年）病故，萧衍称帝后，追谥“德皇后”，梁简文帝萧纲嫡妻王灵宾，太清三年（549年）三月病故，萧纲即位后，追谥“简皇后”（以上皆见《梁书皇后传》），均没有再立皇后。

梁元帝萧
绎亦不立皇后。

当然，不立皇后并不意味着取消皇后，而是要把皇后名号空置，不让任何一位嫔妃生
前成为皇后。

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礼制，而且比多立皇后也更为有效。

表面上看，东晋、南朝皇帝不立皇后的原因多为尊崇原配。

史载萧衍不立皇后，更认
为其夫人郗徽性妒，死后亦作祟逼迫武帝——“后酷妒忌，及终，化爲龙入于后宫井，通
梦于帝。

或见形，光彩照灼。

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

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积，常
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

故帝卒不置后。

”（《南史后妃传下》）
其实不然。

尽管考虑到东晋、南朝不立皇后者多为开国皇帝，其原配夫人与他们也确
曾相濡以沫，并或多或少做出过贡献——如臧爱亲，史载刘裕执掌东晋朝政时她极力配合，“器服麤素，不为亲属请谒”（《宋书后妃传》）；刘智容与萧道成结婚后，史载亦“严
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南齐书皇后传》）——我们基本可以认同他们都不忘结发之情，
但这却显然不是主要原因。

别的不说，仅从这些皇帝的性生活来看，不立皇后便非但没有
妨碍他们广纳嫔妃，反而使之摆脱了皇后的限制，更加自由地发泄性欲。

这一点，我们只
要翻翻有关东晋、南朝的史书也就可以明白。

以东晋、刘宋嫔妃制度为例，《宋书后妃传》便明确记载：“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

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

其余有
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

”再如南齐，《南齐书皇后传》云：“六宫位号，汉魏以来因袭增置，世不同矣。

建元元年，有司奏置
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
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

”甚至就在梁武帝不立皇后并标榜“务先节俭”之时，史书亦记载其“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梁书皇后传》）。

可见不立皇后
实际对他们的淫欲了无影响，所谓尊崇原配多半是一个借口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立皇后还使得这些皇帝摆脱了嫔妃争立的烦扰，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由于他们都基本上是把皇后名号追谥给已故夫人，且继承曹魏制度，
追赠其父兄（弟）的官爵仅具有象征意义，如虞孟母，父亲早卒，其弟虞胤仅任为散骑常
侍（参见《晋书外戚传》），而臧爱亲、刘智容和郗徽，其父均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参见《南史后妃传》），这与两汉皇后大多“定策帏帟，委事父兄”（《后汉书皇后纪
上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也就从源头上限制了外戚势力的膨胀，尽管这对他们的嫔
妃多少有些不公和残酷。

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睿、刘裕等人之所以不立皇后，除了尊崇
原配并博得不忘旧情的美名外，这恐怕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诚然，晋元帝不立皇后，以及梁简文帝不立皇后，还可能与他们的特殊处境有关。

众
所周知，司马睿虽然号称“中兴”，但他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南渡士族
尤其琅邪王氏的支持。

所以元帝在位期间，对王导、王敦兄弟曾特别倚重，以至于朝政大
多为王氏执掌。

如《晋书王敦传》记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
翼翼，以隆中兴。

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故这种情况下，像元帝不立皇
后便可能是有着外在的压力，抑或还有难言的苦衷。

但即便如此，避免外戚分权也应该是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只不过元帝无可奈何而已。

再就简文帝来说，他的处境更糟。

在位期间，受制于叛将侯景，实际上就是一个傀儡。

诚如史家所言：“太宗（简文帝）幼年聪睿，……及养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矣。

方符文、景，运钟《屯》、《剥》，受制贼臣，弗展所蕴，终罹怀、愍之酷，哀哉！”（《梁书简文帝纪史臣曰》）
而不立皇后，显然也对侯景的擅权有利。

至于梁元帝萧绎，之所以不立皇后，则主要是对原配夫人不满。

如《南史后妃传下》
记载：“元帝徐妃讳昭佩，……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
含贞。

妃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入房。

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爲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

”也可能是忙于战乱，姑且视为特例。

三、几点结论
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其主要原因都在于排除外戚势力。

如前所述，尽管多
立皇后和不立皇后还有比较复杂的缘由，但二者却都有裁抑外戚的明显意图，这就充分说
明压制外戚才是其中主要目的。

而所以要压制外戚，则显然是吸取了两汉外戚专权的历史
教训。

两汉时期，外戚专权连绵不断，不仅统治黑暗，甚至导致王朝倾覆，酿成了极其惨
痛的悲剧。

以东汉为例，史书便总结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终于陵夷大运，沦亡
神宝。

”（《后汉书皇后纪上序》）这对于继起的三国曾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魏文
帝才会断言“妇人与政，乱之本也”，并严厉规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
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而东吴皇后
潘氏，仅以孙权病危询问吕后临朝之事，便被警觉的近臣或嫔妃勒死——“权不豫，夫人
使问中书令孙弘吕后专制故事。

侍疾疲劳，因以羸疾，诸宫人伺其昬卧，共缢杀之，托言
中恶。

”（《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西晋，由于惠帝昏愚，贾皇后又专断擅权，终于
引发八王之乱，这就更使统治者认识到外戚专权的危害和恶果，也促使他们采取各种措施
来排除外戚势力。

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实际就是这些措施的两个突出事例。

其次，就效果而言，多立皇后对于压抑外戚的作用明显不如不立皇后。

因为多立皇后
实际是以增加外戚的方式来削弱原来的外戚，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戚专权问题，而
且还往往造成更大的朝廷内乱。

更何况，即使原来被立为皇后的外戚受到某些削弱，他们
的势力也大多没有消除，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东山再起。

杨坚就是一例。

他在宣帝宇文赟
死后，便利用外戚身份迅速掌权，并最终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

加之多立皇后与礼制
严重冲突，除了昏君和暴君，绝大多数皇帝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

其作用自然也就微乎
其微了。

而不立皇后，则是通过减少外戚来防止外戚专权。

它在具体操作中还严格限制外戚的
官爵，禁止外戚辅政，不仅从根本上避免外戚专权，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外戚的权力、地位
和名望。

再加上其他相关措施，这就极大地排除了外戚势力。

从东晋、南朝来看，除了东
晋褚太后和陈朝柳太后（柳太后，名敬言，宣帝皇后，后主即位，尊为皇太后。

据《陈书
皇后传》记载，由于“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

后主疮愈，乃归政焉”。

）曾临朝听政外，在这一
时期也确实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

而且即便是太后临朝，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权。

以“聪明有器识”的褚太后为例，她在哀帝、废帝和孝武帝年幼时称制，曾重用名臣谢安，
委政权臣桓温，并善于平衡朝中各派，且诸帝成年后便立即归政（参见《晋书后妃传下》）。

这与北魏冯太后和胡太后的专权显然是大相径庭。

再次，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也体现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文化特点。

从多立皇后看，除
了始作俑者的孙皓，其余均为十六国和北朝的皇帝。

他们都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且不是
暴君就是昏君。

故尽管他们在多立皇后时曾引经据典，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把中华传统礼仪
放在眼里。

以宇文赟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别诏减后宫，认为“刘、曹已降，等列弥繁，……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

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

弘赞后庭，事从约简。

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周书武帝纪下》）。

根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宇文赟至少也应该有所收敛。

但他继位后却仍然多立皇后，广纳嫔妃，没有丝毫顾忌。

可见他们完全是为所欲为，根本不受传统礼仪的约束，更不考虑后果。

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们迷信武力、忽视统治方法和文化建设的缺陷。

反之，从不立皇后看，则均为东晋、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开国皇帝。

他们虽然也有专制、残暴和荒淫的一面，但在如何设置皇后上却始终坚持中华传统礼仪，既注重形式，也考虑效果，体现了统治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汉族文化的先进。

最后，从历史影响来看，多立皇后的现象后世基本消失。

除了民间在某些特殊地区仍有多妻的孑遗，目前所能看到的便只有元顺帝册立高丽人奇氏为“第二皇后”的记载。

这说明，经过历史的检验，多立皇后的做法已经被统治者抛弃。

而不立皇后的事例则在后世反复出现。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唐以后，除了肃宗张皇后在生前曾被册封为后，从代宗一直到昭宗，其间所有皇后实际均为死后追赠（参见《旧唐书后妃传下》、《新唐书后妃传下》。

其中德宗王皇后，册封当日即死）。

这种事例的大量出现，显然也是吸取了唐朝前期武则天和韦氏、杨氏等外戚专权的教训，从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朝后期何以没有外戚专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