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灾意识

凡事想最坏的方面，“末日情结”雕塑日本人气质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作家小松左京的小说《日本沉没》曾引起巨大轰动，这部预言日本末日到来的作品持续再版和改编，被认为是揭示日本人内心深处危机意识的最好范例。在日本书店里，《日本危机》、《日本即将崩溃》、《日本的悲剧》等拥有惊心动魄书名的图书常年热销。习惯了总有人喊“狼来了”，日本人凡事都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从不敢掉以轻心。

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匮乏，加上频繁的灾害，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着日本人的气质。整个日本民族都在用一种小跑的姿态工作着、活动着。无论你是在政府部门办事，到银行取款，到邮局寄东西，还是到餐馆吃饭，到商店购物，接待你的人一个个都全神贯注，手、脚、眼、嘴并用，走起路来都是一律的“小碎步”。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并非完全出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压力，也与日本人敏感迅捷、内心总不踏实的国民性格有关。[详细]

土地随时可能震裂或陷落，地震列“四大最害怕”之首

在有关危机发生的持续的、复杂的社会报警系统中，对于地震的恐惧被列在国民“最害怕的四个东西”之首。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边缘，板块移动剧烈，地震频发、台风频袭，火山活跃。仅在20世纪，日本就遭遇过10次死亡人数超1千人的大地震，关东大地震更加曾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BBC的出镜记者曾在大阪地震的废墟上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再发生这样的地震不是会不会，而是何时与何地的问题。而如果震中是在东京，那么，全世界都会强烈感受到它的烈度。”

防灾教育从小开始，75%的小学生认为“不远的将来身边可能发生大地震”

调查显示，高达75%的小学生认为“不远的将来身边可能发生大地震”，有90%的人表示“最担心的灾害是地震”。但是在日本，由恐惧而生的不是恐慌，而是从娃娃抓起的危机意识和行动。日本国民从小接受防灾教育，教科书中写有应对灾难的基本知识，学校也专门开设不同类型的防灾课程。以兵库县为例，几乎所有学校每年都要实施1至2次防灾演练，近30%的小学每年举行防灾演练4次以上。

日本政府和社会团体经常举办各种比赛来提高青少年的防灾意识。“日本防灾海报设计大赛”至今已举办了22届，每一届都会评选出符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审美的防灾海报予以表彰，并颁发“日本内阁府防灾担当大臣奖”。一家日本民间机构常年举办“防灾挑战计划”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日常生活中有启发意义的防灾案例，并邀请当事人现场分享经验。由于各地学校防灾教育能做到持之以恒，当地震来临时，教师和学生大多能迅速作出正确避难行动。

防灾成为生活习惯，灾难模拟可体验5级以上震感在日本人生活观念中，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户日本人家都有一张地区《灾害时避难场所》地图，里面标明了这个地区一旦发生洪水、台风、山崩、海啸时的避难场所。

此外，日本各地均设有规模不等的公共设施——防灾馆（防灾教育中心），不少地区的防灾馆还设有“灾难模拟设施”，可以让市民在体验“灾难”的过程中加深现场感。在东京池袋地区的防灾馆，市民可以在“地震”、“火灾”和“烟雾”的模拟场景内体验“现场逃生”。其中“地震”场景可以模拟里氏5级以上的震感，体验者的临场表现则会被记录在场景之外的电子大屏幕中，供体验者回顾和参考。通过这类公共设施的反复演练，日本人不但掌握了逃生技能，更重要的是对灾难有了直观感受，加强了心理预防。

不需要“英雄主义”，社会约束要求绝对服从集体上述场景多被解读为日本高度的社会文明和民众素质以及对政府救灾的信任。诚然，这些场景反映了文明程度，但针对日本民族而言，特殊的集团主义也是决定秩序的重要原因。集团主义被看做最具日本特点的国民性，日本人普遍对同是日本人的他人有一种依存心理。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这种“一样”多表现为自发形成的行为准则，只有严格遵守，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就将其概括为，日本人在集团行动中发现自我的意义，不承认主张个人主义的心理要求。

这就可以解释，即便是在大地震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日本人仍然几乎苛刻的维持着公共秩序。在以“灾民”为标签的那个集体中，个人离不开集团，集团保护个人，只有绝对服从才是维护集体利益的表现。这个时候并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救他人于水火，“和大家一样”不仅容易形成合力，克服困难，也能保障系统运行的效率。不夸张的说，任何原因导致的哄抢和踩踏事件几乎不会在日本发生。

不给别人添麻烦，日本人绝少当众哭泣

“不给人添麻烦”这是日本人的常识，这句话出现在给小孩学习的《社会生活教育》第一章第一节。让别人不快、让别人担心、让别人操心，都属于“给人添麻烦”的范畴。日本人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悲哀，反而对因自己的悲哀而让别人担忧和牵挂表示歉意。在大地震中，如果家人朋友遭遇不幸，日本人通常也不会嚎啕大哭，只是默默承受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当有人获救时，代替“谢谢”，说“对不起”的人也不少，对他们来说，比起感谢的心情给别人添麻烦的心情更多。

此外，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可以解释日本人的忍耐力和自律精神，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插队、乱扔垃圾等等都被视作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当这种社会行为规范变为大多数人的自觉意识以后，少数“不拘小节”的人也会慢慢自律起来。这也应证了网友在微博上的描述，“东京街头尽是步行回家的人群，仿佛数百万人都一起走上了街头，但都自动列队默默前行，秩序井然，毫无喧哗，我在开车，路上塞车，但也毫无喇叭声，眼前的一切，仿佛一个场面巨大的无声电影。”看轻生死，64.6%的日本人相信生与死轮回相通在这场大地震的威胁中，如何面对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人自助和助人的态度。由于外来宗教文化丰富繁杂，日本人的宗教观念经过融合形成了复杂多元、缺乏虔诚神性的特点。总体而言，神道教作为日本特有的宗教，它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死亡对人而言不是终止，而是成长与消失的自然组成部分；加之佛教禅宗里的“轮回转生”、“虚无”的观念，组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看轻生死，宽容生死，尊重生死。

在以日本人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对于“生与死的世界是隔绝的还是轮回相通”的提问，认为“在某个地方轮回相通”的占64.6%；对于“是否相信死者有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