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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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本文主要考察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宏观税负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经济增长。
运用中国30个省1994-2011年间的数据,同时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进行实证研究。
并通过加入交互项来验证以上理论假说。
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
标签:宏观税负;收入分配;经济增长
2014 — 09 — 25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税收体制进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制。
特别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幅。
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财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同时税负的增加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这会使人产生疑虑,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对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剖析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税收决策提供参考。
事实上,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对此进行研究。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改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对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
而只能在经济趋于的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
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所得税的税率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
Barro(1990)将政府公共开支引入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的关系。
得出增加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归分析了美国1929-1989年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宏观税负超过23%时,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
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郭庆旺、吕冰洋(2004)得出收税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会抑制经济增长。
但是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税收对经济增长基本上不产生影响的结论。
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个国家近15年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会阻碍经济增长。
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多途径的,如通过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等,但笔者在众多途径中,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也是重要一环。
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探讨。
基于此,我们还有必要从既有的文献中理清一下两个问题:一是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主要是从税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这类税是对所得和财富进行征收,一般难以转嫁。
理论上直接税被认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在累进性方面,王亚芬(2007)测算我国1985-2005年的个税再分配效应,发现累进税率改善了分配结构。
彭海艳(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得出目前税收负担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但总体累进性呈下降趋势。
万莹(2011)应用K指数、税前后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个税的累进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且累进性不断增加。
李青(2012)运用2000-2009年数据得出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
而间接税主要是对流通领域进行征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
这类税通常容易转嫁,具有累退性。
我国税收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往往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
王剑锋(2004)构建了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计算了不同消费结构对三大流转税税收负担的影响。
张阳(200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分别计算城乡居民负担的流转税份额,得出我国流转税在城镇和农村都具有较强的累退性。
刘怡、聂海峰(2009)通过比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组,发现流转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万莹(2012)也通过考察2002-2009年流转税在不同收入组居民之间的分布情况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对收分配具有逆向调节作用。
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有文献从政治经济机制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文献在内生财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决定财政政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
Alesina和Rodrik(1994)将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要素加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出中间投票人资本越匮乏,资本税率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
伊恒等(2005)运用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经济增长率和税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先上升后下降。
而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与税率呈正相关。
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其机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对于那些不能通过借贷筹措教育费用的穷人,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便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决策机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提高生育率而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业化早起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会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时收入不平等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Aghion等(1992)从信贷市场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贷市场完全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的两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围绕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种主题,现在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但是将宏观税负,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
本文运用199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
以期通过细致的经验研究为我国科学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从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指标各年变化较大,本文选取了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个地带的角度进行数据分析。
考虑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关数据。
本文资料及数据来源主要取自中经网数据库和《财政统计年鉴》(1994-2011)。
(一)指标选取
1.宏观税负指标(T)
目前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按其口径大小可分为三种(安体富2002):第一、小口径宏观税负,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二、中口径宏观税负,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用政府收入占GDP 比重衡量。
本文所选指标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
因为相对与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包含政府的非税收入,这部分收入没有形成税收,但事实上对国民整体来讲仍然形成了一种负担。
应当将其纳入研究范畴。
大口径的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经济负担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
该指标不易准确测算,为保证结果的真实可靠,本文选择中口径宏观税负作为衡量标准,文中用T来表示。
宏观税负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T=■
我国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选取1994-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2.收入分配指标(G)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之前学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笔者认为相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更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
基尼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
目前国内的文献较少运用省级的基尼系数。
本文的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中测算出的中国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西藏自治区的样本由于数据质量问题剔除,据此我们可得到1995-2010年30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
文中用G 来表示收入分配指标。
3.经济增长指标(Y)
目前学者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多种,GDP增长的绝对量以及GDP年增长率等等。
本文选取GDP的人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因为如前述本文中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对量来衡量,为保证模型中数量关系的一致性,经济增长同样采用相对数即GDP增长率该数值来衡量。
此外本文采用分省
区数据进行分析,为减小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人均的GDP 增长率,在文中用Y来表示。
该公式为:
Y=■
4.控制变量指标(X)
考虑到一国的劳动增长与资本增长都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其中Lr为衡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由年底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刻画,Kr为衡量资本增长率的指标,由各省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衡量。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控制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变量的情况下,讨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
根据前述的有关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下面将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运用中国30个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考虑到不同模型设定可能导致不同结论,我们将以静态和动态两种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已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模型设定如下:
Yit=?浊0+?浊1Tit+?浊2Tit+?浊3Tit*Git+?浊4Xit+Vi+?着it式(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区人均GDP增长率,T表示各省区宏观税负,G表示各地区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
X为控制变量。
ν是难以观测的个体效应,ε是扰动项。
T*G用以检验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为研究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
考察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还应对上式求偏导。
对式(1)求导,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为:
■=?浊1+?浊3Git 式(2)
上述为未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模型,理论上,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实的增长既决定于当前因素也受过去因素影响,因此还应对模型进行动态化处理。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和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考虑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兹Tit+?姿Git+?啄Xit+?淄i+?着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项,Tit-j*Git-j是交互项的滞后项。
M 是最大滞后阶数,其他解释变量与上述相同。
本文在此选择Y的滞后一期和T*G 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
所以模型中M均为1。
三、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在静态面板模型的设定下,经Hausman检验,我们拒绝了面板数据下的随机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估计结果见表1。
可以看到从全国范围内看,宏观税负系数和收入分配系数均为负,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过高的税负与过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但是该两项均不显著。
随后在回归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
可以看到列2的结果中,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正。
交互项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显著。
可以说在考虑到了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后,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显著性加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了。
在式(2)中,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偏效应为η1+η3*G,交互项系数η3=5.820>0,这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
这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提高宏观税负,会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较大时,提高税负,会更多的对富人尽心征税,随后国家利用转移支付,或是进行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
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效应,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则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控制变量资本与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地相关关系,资本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符合人们符合预期,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
而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的提高,会阻碍经济增长。
这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符。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老龄化加剧。
社会包袱较重,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以为着有,有更多的劳动负担。
而且本文指标均选取的是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增长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也说明我国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交互项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增加会对经济明显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区去阻碍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相同,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在东部地区则为正。
表明在东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会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和东部地区普遍较发达有关。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富人会积累到更多的财富。
而东部地区的投资机会和资产升值的空间较大。
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资本。
这会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经济会有所提高。
同时还可以看到,控制变量劳动在东部和中部对经济影响不大,相关系数仅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
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资本是有限的。
根据生产者理论,劳动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当提供了大量劳动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机器设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将互相普遍都是显著的。
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对影响经济增长。
东部和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是正的。
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会扩大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这与全国范围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宏观税负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进行社会再分配。
可以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福利。
利用税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
收入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会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而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系数为负。
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们整体的收入较低。
即使提高了宏观税负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没有大幅度的提高。
对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阻碍了经济增长。
(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对动态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
采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
由于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引入滞后一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
由于个体效应影响所有期限内的因变量,使得固定效应模型难以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
而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可以将自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
我们认为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在检验动态面板数据结构中是稳健的。
表中AR(1)检验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
这表明模型很好地满足了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更高阶自相关的设定条件,这意味着GMM估计量是无偏和一致的。
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GMM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将具有滞后效应。
相对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增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为影响路径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
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动态回归分析。
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交互项和滞后一期的显著性差异较大。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当期的交互项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当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
而中部地区则相对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对其影响更大。
四、结论
本文在研究宏观税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进行验证。
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区近15年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实证结构有力支持了上述预测: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影响于经济增长。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
尽管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还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径,但其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则可能是个显著地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义,在东中部地区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宏观税负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可以适当的提高
税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可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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