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联邦德国电影对纳粹主义的反思

战后联邦德国电影对纳粹主义的反思
电影艺术如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常常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再现和反映。著名电影史家、电影艺术理论家克拉考尔说过:看一个国家的电影可以大概了解到一个民族的心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电影在反思过去历史方面走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在对待历史责任问题上的矛盾、复杂心态和逐渐觉醒的心路历程。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百业待兴，德国电影也从“零点”起步，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而首先摆在德国电影导演面前的就是一些棘手而又麻烦的问题，即如何对待那段刚刚结束的黑暗的历史，如何对待纳粹统治及其产生的恶果:战争和大屠杀，如何表现现代社会同过去历史的关系等.

同战后联邦德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相比，联邦德国电影在对待“第三帝国”的历史这一敏感主题方面比较保守，在五十年代的联邦德国大多数商业片中，很难看到对法西斯统治时代人们的疯狂和盲目、专制和暴行予以用心的揭露和描绘。许多电影导演有意回避这一段历史，致使在银幕上出现的几乎都是“美好”、“和谐”的景象。另一些导演则采取各种各样的间接方式，如背景、回忆、梦境、画外音等多少触及一下这个主题。只有少数导演敢于在自已的作品中直接反映纳粹统治的残暴和战争失败。如伯恩哈德·维基在1969年拍摄了一部反战影片《桥》，细腻、准确地描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士兵毫无意义的顽抗行动，揭示了法西斯分子没有希望取得战争胜利。但是影片缺乏对战争背景的分析，只属一般的反战影片。五十年代德国电影界的这种畏首畏尾的状况是由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所决定的。第一，战后不久，西方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由盟友变为敌人，东西方进入“冷战时期”。执政的阿登纳政府奉行“亲西方”政策，国内政治局面保守。历史学家戈登·克莱格在《德国人》一书中写道:1962年以前，“教育部长曾对如何在教学中讲授第三帝国的历史问题下过一条统一指令，对诸如希特勒的奋斗目标、反犹太主义和大屠杀等作了规定。”。这种政治局面不利于电影导演们的大胆创作。

第二，联邦德国电影复兴伊始，尚仰仗政府的奖励与资助，许多电影导演不愿或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

第三，五十年代是德国重建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时期，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以及政府鼓吹的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的矛盾，从而也制约了电影导演们的创作思路。

　

　第四，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遗忘心态，使人们不愿更多地看到和在灵魂深处触及对过去历史的责任。纽约哥德出版社的电影书籍编辑西勃·罗斯巴特回忆说，“曾经当过纳粹党员的教师被迫去上消除纳粹影响的课，在五十年代中期，当他们又被重新批准加入教学行列时，他们都不大愿意谈论过去。”玛格丽特·冯·特洛塔曾经说过:“我们很快把犯罪感和责任感抛在一边，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根本不愿有犯罪感，至少对过去总想尽快忘掉，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可见，五十年代联邦德国保守的政治、社会局面不利于电影导影大胆阐明自己的观点，致使这一时期的电影很少直接触及“第三帝国”历史这个主题，更少对纳粹统治及其暴行的认真揭露和批判。

二

五十年代末，德国战后重建时期基本结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力量逐步强大，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力量不断扩大，右翼保守势力遭到削弱，联邦德国的政治气候渐趋宽松。同时，过去那种不敢正视德国历史的行为也严重损害了联邦德国电影的艺术性.这一切都促使联邦德国的电影导演们开始修正自己的创作动机，因此，进入六十年代后，联邦德国电影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有越来越多的导演把镜头直接对准过去，揭露和批判法西斯统治及其罪行。如沃尔夫冈·斯陶特在1960年拍成的《集市》一片，用闪回的手法叙述了一个德国逃兵的故事，这个逃兵看到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于1944年在家乡自杀.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对纳粹统治的不满、绝望心理和厌战、反战情绪。

特别是1962年2月28日，在奥伯豪森市举行的第八届联邦德国短片电影节上，以亚历山大·克鲁格、埃德加·赖茨等为首的26位年轻的导演、摄影师和制片人，不满于联邦德国电影现状，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奥伯豪森宣言》，打出了反传统的旗帜，以弃旧图新、敢破敢立的艺术革新精神，促成了“新德国电影”运动的诞生，推动了联邦德国反思电影的发展。

新德国电影运动的缔造者们从一开始就把反映过去，再现法西斯统治下的灾难，促使人们对黑暗的过去作出历史的反思作为己任，从而使他们的影片一扫往昔的弱点，使观众感到耳目一新。

斯陶特在1964年拍的《先生们的旅行》，叙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一个村子里的男子汉都被德国人枪杀了，揭露了法西斯军队的残暴。施隆多夫的《青年托尔勒斯》把故事推到遥远的历史时代，探讨了法西斯精神的萌发。这部影片风格新颖、内容生动有趣，在1966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国际影评联盟奖和马克斯·奥菲

尔斯奖，引起国际影坛轰动。斯特劳的《没有和解》和波兰德的《猫与老鼠》都用历史的闪回镜头直接回顾了纳粹时代。赫尔措格的《阿吉尔，上帝的愤怒》采用的是寓言式手法，十分隐晦，但影片中的人物斯己尔德为国家主义奋斗的目标.以及主人公阿吉尔借助暴力、暗杀夺权上台的描写，可以被看作是再现了纳粹主义的传播和希特勒的兴起。沃尔夫冈·佩特森耗资2500万马克拍成的《潜水艇》，主要描写纳粹士兵在海底的紧张和忧虑不安的生活，揭示了战争的无人性和纳粹统治时期的沉闷生活。这部影片被评论家称为“最佳反战片”，并曾获奥斯卡奖六项提名。

七十年代后期，德国电影导演更直接面对过去，拍出许多优秀作品。著名电影导演R·W·法西宾德拍摄的三部曲:《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莉莉·马莲》和《罗拉》都以战争年代为背景，以描写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和屠杀犹太人为基本内容。特洛塔的《压抑的年代》中有一组关于集中营生活的纪录片镜头，因而被认为是“首次使观众知道大屠杀真相并为之震动”。的影片。特洛塔认为:“这种熬费苦心的哀悼方式既可联系到个人，也可以用于国家。这正是1945年以后的德国人所缺乏的一种精神。”1979年，施隆多夫把联邦德国当代著名作家京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拍摄成电影，引起巨大反响。影片描写一个从三岁起决意不再长高的侏儒奥斯卡在1924-1945年的所见所闻，以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在纳粹统治下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的各色人物的精神空虚和道德败坏。该片不仅获得联邦德国电影最高奖“金碗奖”，而且在同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此片还获19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82年被日本评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这部影片无论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以说是“新德国电影”运动中批判纳粹主义的扛鼎之作。

可见，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新德国电影”运动的推动下，德国电影导演在对待“第三帝国”历史上更直接和更大胆，他们的作品不仅促进了德意志民族对过去历史的反省，而且也促进了德国电影艺术水准的提高.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认为“新德国电影”迎来了德国电影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成为“目前唯一有作为的电影国家”.意大利著名女导演丽娜·维尔特穆勒称“新德国电影”运动的电影是“今天欧洲最有才华、最富有想象力的电影之一”。

三

联邦德国的反思电影并不仅仅止步于揭露和批判过去历史的黑暗和残酷，而更重要的是许多导演从现实社会的矛盾出发反省过去，揭示过去对现实的影响和联系

，带有极女的警示性。

1.一些电影导演力图把德意志民族从普遍的习惯于“遗忘”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触及了民族的心灵深处。“新德国电影”运动的主将之一法斯宾德被认为是一位“始终坚持不渝地批评这种有意遗忘的自鸣得意的情绪，并且一直试图在影片中把战争年代和战后的德国联系起来”的电影导演。法斯宾德曾经谈到他的拍片目的之一是，“我们要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生表现为不是偶然的，而旱德国资产级级态度的合理的延伸，直到今天，这种态度尚未改变。”

1982年出现了一部引起很大争议的纪录片《经过多少年后的今天》，影片主要描写某个普鲁士小城，据说该城在战前有一半居民是犹太人。影片导演哈罗德·卢德斯和派维尔·斯纳贝尔曾向该城居民提出了一些直率的问题，如是谁把他们的犹太邻居赶跑的?是谁把犹太教堂烧毁的?该城关于犹太居民的记载和文件都到哪里去了?等等。许多人不愿答复这些问题，他们说时间隔得太久了，再也记不起来了。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是外来人干的。但是，一些原来住在这座小城里，后来被赶出来而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现住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犹太人，则对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他们可以把执行特殊行动的人的名字一一指出来。这部影片上映后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突破”，它揭示了德国社会漠视过去的难堪现实，促使每一个德国人再一次审视自己对过去的态度和责任。1982年，该片获本年度优秀电视片奖。

2.在六、七十年代，德国经济发展由于危机的影响，速度减缓，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青年人不安于传统生活方式和不满于传统的道德准则，不断有“造反”举动;极端主义者的恐怖活动猖撅，社会秩序受到破坏。面对现实社会矛盾，一些电影导演把敏锐的眼光投入到过去的历史中，试图寻找出一些答案。

亚历山大·克鲁格拍摄的影片《向昨天告别》，叙述一名少女从东德逃到西德后的种种艰难经历。影片通过回忆性的画面、家庭音乐会的图片、探戈乐曲、那首德国歌曲的主旋律和围绕这个主旋律而构思的整个场面、建筑物的风格、人物的动作、举止和语言等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西德现实社会同过去联系了起来，实际上告诉观众，过去的人们的思想和习惯在今天的德国社会中仍有着影响。这部影片上映后受到多方赞扬，人们称这部影片是“年轻的德国电影”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影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上都为六十年代西德电影的革新运动指明了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法斯宾德同克鲁格和施隆多夫合拍的《秋天中的德国》，反映了德国政治动乱逐

步上升的现实，并且认为现实社会中的这些矛盾和动乱可以从过去寻找到根源。特洛塔的《压抑的年代》是根据两姐妹的真实故事拍摄的。妹妹因从事恐怖活动而死于狱中，姐姐一心想要发现和探索妹妹死亡的原因和她的生活目的。影片中穿插了一组集中营的镜头，意指过去的恐怖统治影响了今天青年人的行为。

3.一些电影导演还揭示了纳粹幽灵在战后联邦德国社会中复活这样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库尔特·霍夫曼在1960年拍的《古堡幽灵》尽管艺术水准不高，手法单调，但影片中那时时作祟的幽灵和隐藏在国徽后的祀字，告诫人们警惕纳粹幽灵的复活。斯陶特在1964年拍的《先生们的旅行》中，让那些德国旅行家面对德国纳粹军队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作出沙文主义和侵略者的反应，实际上暗示了在战后的德国人身上仍残留着纳粹主义的毒素。马克西米里安·谢尔的《步行者》则告诉人们，以前的纳粹分子现在作为经济巨子继续存在并影响着德国政治和经济生活。

综上所述可见，战后联邦德国电影导演们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了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因素，终于能够直接和大胆地揭露、批判纳粹主义的统治和罪行，推进了德意志民族反省过去的进程。更难能可贵的是，联邦德国的电影导演们不断呼吁人们警惕纳粹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的死灰复燃，联系统一后德国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扩展事实，这种呼吁更显出了它的现实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