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义利之辩

浅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义利之辨

道德和利益的矛盾，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也是重要的一种矛盾。如何认识、处理具体的利益要求和具体的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古往今来人们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道德和利益的关系，用传统的学术术语，可归结为义和利的关系。作为道德现象中的根本矛盾和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义利关系应如何认识和处理早已为我们的先哲们所着重思考和论述

提及中国古代的哲学，不可回避的要谈论到儒家学派，作为一种入世的哲学，儒家主要讨论的都是一些涉及社会、人生的问题，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君子懂得的是利义，小人懂得的是利。”

孔子首先提出义与利的分别，并把追求义还是追求利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认为一个真诚的君子应以义为原则，依照礼的要求去实行它，用谦虚的语言去表述它，，以诚实的态度去完成它，这才是仁义的君子，而那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则不足以称为君子。但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说过：“因民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他还赞美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老百姓得到好处。孔子反对的是只追求个人的私立，要求君子“见得思义”。如果利不符合道义的要求，就应不顾个人利害、得失、甚至不惜牺牲个人之生命，舍利而取义。

先秦儒家另一位集大成者孟子继承和发挥孔子的思想，更加强调义与利的对立，表现“崇义绌利”的倾向，给义、利两者的对立开了先河。经过后代儒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变成了义与利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义利观。在这种典型的重义轻利观中，他主张义，反对利，甚至将义利对立起来。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怕梁惠王不理解自己的用意，紧接着便晓以利害：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在他看来，“义”和“利”是绝对对立的。如果“后义而先利”，一味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那么冲突一定会导致人民之间的竞争乃至国灭君亡。

对于“义”的含义，孟子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由此可见，孟子已把义提高到人生的根本高度，喻之为“人路”，它如正确的大道一样，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必由之途，把义看作为人生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义”比生命重要。对一个人来说，生命是宝贵的，但跟“义”相比，“义”更重要。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两者不可得兼时，应该毅然决然地“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一个

人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理想，绝不能丧失气节，甚至要不惜为之献出生命，从而把“义”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孟子的义利观，实质上是价值观。在儒家看来，义与利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价值选择关系。孟子关于鱼和熊掌的比喻就很能说明这种价值选择。他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一己之私利了。

而儒家后继者朱熹把“义”提到了“天理”的境界，“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事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存天理，灭人欲”是对孟子“舍生取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朱熹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后，将义的重要性提到生死的高度。

综上所述可见，儒家思想中，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要放弃利，这就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先秦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利义观

道家的思想更多地体现了隐逸者的心态，以自然无为、清静自正的思想和行为为根本宗旨，漠视、甚至鄙视世俗功利，主张放弃名利，远离物欲，在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逍遥自在、淳朴自然地生活。老子的义利观一直被概括为“义利双弃”或者“绝利弃义”,在这种思想中老子主张抛弃那些只有道德之名面无道德之实的“义”和只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利”,而提出了“善利万物”、“以百姓之心为心”等明显具有重义思想的主张;但是老子并不否定个人的正当欲望,他主张“实其腹”,“强其骨”,并由此逐渐过度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局,乐其俗。”从这种理想境界出发，道家反对贵货敛财、奢侈享乐，也反对抽象的仁义说教。可见，道家既不要空泛的“义”，也不要不符合大道的“利”。道家的义利观实质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义利观。

墨家代表了下层手工劳动者的愿望和利益，对人的基本利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义与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割，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仁爱，互利互惠。墨子是作为功利主义者与儒家“罕言利”、“何必曰利”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认为“义，利也”。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利，“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相互的和谐团结协作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

“兼相爱、交相利”。墨家认为“公利即义。”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全社会人民的普遍利益才是义，义与利是统一的，并以此作为自己义利观的主题。

法家甚至直接表明不重“义”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法家讲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经济实利。法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强民富，天下太平。而要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就必须“明法审令”，实行法制，以法为师，以法为本，以法为教。

到了宋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的逐渐兴旺，人们对利和义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更新的认识和见解

北宋李觏进一步提出了言利的合理性，“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他批评孟子的“何必言利”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并把利提到了生存和治理国家的高度，“人非利不生”“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清朝颜元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奇功”。他认为，“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其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