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其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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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其制度分析
贫富差距拉大引起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公。
经济转型期出现的必然现象是贫富差距。
在我国,贫富差距现象显著,人们把视线更多的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这一方面。
分配不公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既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也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所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提上了我国的议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分配的愈加不公平。
2013年两会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近日推出的2013年“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反腐倡廉”名列前三。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成为国家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关口。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理选择。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关注越来越多。
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负面的、消极的作用。
收入分配不公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使人们感受不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从而危害社会治安、危害人们安全。
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2011年1月,我国内
地GDP和人均GDP均迅猛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随之而来的,我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重。
有关经济专家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一路攀升,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16,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
国际上标准的基尼系数是0.4,然而我国今年来的基尼系数要远远高于标准水平。
高基尼系数反映了我国收入税分配愈加不公的状态,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急需得到改革。
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城乡分配不公、行业分配不公、地区分配不公、群体分配不公。
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是四个问题中的显著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领域。
在重庆市城乡收入调查中,1985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50∶1,而2010年的比例已增加到3.32∶1,期间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更是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高点4.02∶1。
首先我们看一下城乡差距。
近10年来,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收入来源不再单一而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城镇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经常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例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居民收入的来源愈加稳定,人们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财产性收入由无到有,由少到多,近年
来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
在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统计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71%下降到2010年的65%,转移性收入从23%提高到24%,经营净收入占比从3.9%提高到8.1%,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提高2.5%;而在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研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从31%提高到41%,经营纯收入占比从63%下降到48%,财产性收入从2%提高到3.4%,转移性收入占比从3.5%提高到7.7%。
其次,我们分析一下地区收入差距。
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发展,人均GDP不断增加,但各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日益明显。
据1981年统计分析,我国最高的省份人均收入637元,最低的省份369元;而1999年研究指出,最高的省份人均收入为10932元,最低的省份人均收入仅为4342元。
最高和最低省份的人均收入差距由1980年的1.73倍扩大到2001年的2.52倍,相差的数额也从1980年的268元上升到2001年的6590元,2005年相差的数额达到了万元以上,到2010年二者相差倍数也在2.4倍左右徘徊。
我国的地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亟须政府的重视和改革。
据统计资料分析,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均收入比由1978年的1.37∶1.18∶1,扩大为2000年的2.42∶1.2∶1。
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比达到1.51∶1.01∶1,农民居民全年纯收入比1.88∶1.27∶1。
另有学者指出,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值是中部地区人均GDP
的1.98倍,西部地区是中部地区人均GDP的77%。
到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中部地区人均GDP的1.74倍,西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80%,差距虽有所缩小,但仍然较大。
地区差距的产生原因多样,历史、地理、社会政策、我国资源状况均会影响我国地区收入分配。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成为近期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
再次,研究岗位收入差距。
北京的某家大型网络门户网站,新入职的员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万元以上,收入差距达20倍。
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层普通员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收入差距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从整体考虑,现今我国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层出不穷,主要问题是政府对企业工资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不够,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分配秩序不够规范,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从合肥市最近发布的部分职位(工种)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上来看,企业董事、经理、厂长等职位平均年薪高位在30万元左右,企业董事则可达到32万元;而包装人员、浴池服务员、小型家用电器装配工等职位平均年薪低位不到13000元,如包装人员年薪少的仅为12600元。
如此算来,因从事具体职位不同,在合肥的收入差距达到25倍之多。
最后,我们看一下行业收入差距。
2011年研
究分析,我国城市国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为1:4.5,而在私营单位的比例为1:3,这个比例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比例,而与某些新兴国家的程度相当。
目前我国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明显偏大。
我市新兴行业如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201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1770元,而传统行业如纺织业为14739元,食品制造业更低,仅为12200元。
垄断行业如烟草制品业,201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高达47232元,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01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更是高达51031元。
是什么导致中国收入分配陷入如今的境地?我们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我国自身的状况及发展、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等。
除了以上三种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现在的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
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忽略了制度的同步发展,造成了部分制度的缺失,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中国收入分配便失去了依靠。
那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么?首先,我国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应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和丰富各行业的制度,给予每个层次的劳动人员最基本的保障。
其次,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在农村。
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
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第三、大力营造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
鼓励人才创新,对于做出贡献的人予以奖励。
第四、转移发展重点,缩小收入差距。
将重点产业由东部逐渐向中西部转移,用东部先进经验带动中西部的发展。
最后,强化制度约束,避免生产条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过度非均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