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或修订法律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性骚扰问题

立法或修订法律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性骚扰问题

张绍明法律关注性骚扰，给受害者以司法救济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可法律应如何关注性骚扰，是以专门法的形式系统规范还是修改现有法律?是在现有法律中寻求依据还是移植外国的法律?

目前，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呼声一是以陈癸尊等为代表的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另一种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反“性骚扰”的内容。

制定专门法律惩治性骚扰反映了人们希望严厉惩治骚扰者的良好愿望，但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尚不具备并且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性骚扰”概念尚未明确，它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哪些“性骚扰”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哪些应该归为刑事制裁或行政处罚范畴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还未讨论清楚，如果匆促立法最后因法律不完善而不停地修改甚至废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其次，法律大多调整某一方面的法律关系而非规范某一行为，对“性骚扰”还未达到需要由专门法来调整那样严重的程度，国外也没有反《性骚扰》单行法规的先例。

第三、一部新的法规必须与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配套，必须在《宪法》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找到依据，必须先有大量理论研究和判例作基础，这些立法最基本的条件我们都还不具备。

制定专门法律条件不具备，是不是可以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呢?当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是呼声最高的一种观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反性骚扰的内容是不是就能解决性骚扰问题?我认为不能，仅凭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想解决性骚扰问题最终只会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沿用了国外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思路，在我国性骚扰绝大多数不表现为性别歧视，不符合我国国情;

其次，国外性骚扰大多发生在工作场所，对骚扰者惩处同时雇主同样承担责任，而我国无论是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还是民事制裁都无单位承担责任一说;

第三，在法律中明确规范“性骚扰”行为先确定性骚扰的性质，应承担的责任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民事侵权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法律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第四，如果仅将性骚扰界定为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以后出现女性骚扰男性或者同性间的骚扰怎么办?

第五，就算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有关“性骚扰”内容，受害人到法院同样难以起诉，会因为没有案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会因为举证难而官司难打;会因为无损害结果证据而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难道是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能解决了的吗?

我国法律体系不属于英美法系，判例不能成为法律渊源。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先制定法律后通过用判例不断完善法律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现有的几起案例都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很多国家靠《劳动法》等有关法规来规范性骚扰行为，但我国劳动关系是合同关系，可以要求单位制定内部防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雇主对雇员个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这种规定缺乏强制性，更解决不了非工作场所出现的性骚扰问题，想依靠劳动法规的修订解决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一样行不通。

“疯狂宝马撞人案”反常中的正常

杨涛疯狂“宝马”撞人事件的主角苏秀文被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犯交通肇事罪，当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负责事故处理的哈尔滨市道里交警大队有关负责人在近日证实，苏秀文不是黑龙江省或哈尔滨市曾任和现任领导的亲属。苏秀文今年44岁，无职业，其丈夫关明波系哈尔滨一私营公司董事长，苏所驾驶的宝马SUV车也是公司所有。

然而，在此前网上盛传苏秀文是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或某黑龙江省副省长的儿媳妇。继而，网上对于此案的声讨不绝于耳。无疑，本案中关于苏秀文的身份问题是最为瞩目的问题，而如果有关方面对苏的身份的证实属实，那恐怕要让众多网民大跌眼镜。

一起交通肇事案，犯罪的主角却被网民认为有着特殊的背景，看起来，公众称疑有些离谱。然而，在貌视反常的公众称疑中，却孕育着合理成份，公众的理性不容嘲笑。

这一事件的双方从开始就是一场强者与弱者的对话，且看苏秀文驾驶的是牌照黑AL6666，价值为127万的宝马，死者丈夫代义权驾驶却是牌照为08哈市44085号农用四轮车，装载的是赖以谋生的大葱。再看苏秀文在事发是“苏怀抱三条大中华若无其事伫立一旁”，看来是有恃无恐。如此的对话背景，公众对于本案的处理自然充满着比普通案件更强烈的要求得到公正处理的渴望。而此后的案件的处理加剧了公众的疑虑，且不说公众怀疑的苏秀文的故意杀人罪能否成立，就是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也的确有些难平众怨。对于一个将1人撞死、7人撞成轻伤、5人撞成轻微伤的案件，法官在量刑上是否酌情考虑到犯罪的动机、损害后果、犯罪的时间、社会对犯罪的正常反映等因素，是否考虑到判决的社会效果呢?公众当然有理由追问是不是有其他因素干扰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否被滥用?如此进在而联想到某些特权人士在一案件上的特殊处理，将怀疑指向苏秀文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就不足为奇。

看来，公众对于苏秀文的合理怀疑并不反常，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处刑原则便有一条是“刑不上大夫”，公然宣称法律面前不平等。以集中华法系之大成的《唐律》为例，对于不同等维级的官僚、贵族有名目繁多的减免制度，诸如“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宪法高高张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历经多次运动，特别是“十年浩劫”，使民众对于纸上的法律在现实中的作用有某种深深的怀疑。近年来，一些官员、名人、富豪屡屡违法乱纪，却没得到有效查处，“刑不上大夫”又加上了“刑不上名人” 、“刑不上富豪”。在这种特有的语境下，一个理性的公民，当然会对某些不合理的现象产生敏感的联想。

在笔者看来，反常的是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今天，我们却一再听到有关某些官员、富豪为所欲为、有恃无恐的事件;反常的是在许多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对于案件的调查遮遮掩掩，公众不能得以充分知情，在处理程序上，违反程序正义的行为一再出现;反常的法院的许多判决不能充分说理，不能给予公众合理解释，民意与法官的判决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所以，一昧去指责民众的不理性是无济于事的，在一个法治社会，要使民众不至于经常对当事人的身份产生一些反常的联想，便应当在司法的公正、程序的正义等方面下大力气，多做文章。唯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纸上回归现实，从应然走向实然，身份的意识逐渐被淡化，民众对于司法的信心得以充分的增强，各种反常的联想才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这也许是我们在建设一个法治社会中必须加以直面与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