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传统审美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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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传统审美的现代意义
作者:薛红《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6日06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那么,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怎样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呢?笔者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传统诗词的审美判断,为我们今天品鉴与创作优秀文艺作品,提供了一个颇有裨益的参考维度。
“情真”是判断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审美标准之一是“情真”,即情感真。这一情感并非仅指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感情,也包括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投入的情感和作品中所传达的情感。能做到情感真挚,描写自然恳切。好的文艺作品本身就是真挚情感的产物,而不能吸引人、打动人的作品,就在于作者本身投注的情感不够。
作品的真挚与恳切如何才能达到呢?在王国维看来,要做到在文字描写上“不隔”。“不隔”是自然不牵强的描写,是与事物的直接观照与对话。王国维批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而“隔”与“不隔”的区别在哪里呢?“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原作‘犹’)凭春,晴碧连云去。千里万里,二月三月(此两句原倒置),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所谓“语语都在目前”,所取之优点就在于描写自然真切,是在真切情感下所描绘的真实的自然景观,包括真切的情感表达。从王国维的衡量标准来看,他所赞成的是经由真情实感支配下的自然的描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空泛形容以及辞藻的盲目堆砌。这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同样有着指导性意义。作者对所创作的人、事、物有着亲切的情感,深切的熟悉度,能做到从生活中来,又能够高于生活,回归生活,这样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作品。
“格高”是文艺作品创作的内涵底蕴。“格高”并不完全是格调高,王国维不反对格调高,但他认为仅有格调之高尚不够“格高”的标准。他批评姜夔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姜夔的“格调之高”当指文字的高雅和用语的雅致、细密,这种格调更多指的是外在优美的表现形式,而“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在王国维看来,姜夔缺乏的就是这个雅量,是从东坡、稼轩词中读出的胸襟气度,是内在的精神力量,是文章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判断应该从作品的神韵,即从作品所传达的精神状态来着眼,词作的精神状态其实也深深联系着词作者的精神状态,展现着他们的胸怀气质。所以,“格高”不单是格调之高,格调仅关乎形式与外表,更是品格之高;既可传达作品的精神内核,又可折射作者的精神面貌。它是文艺作品创作的内涵底蕴,也是作者内在的一种精神表达。
那么,文艺作品的“格高”该如何判断呢?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境界并不等同于格高,但要做到格高,必须有境界。关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前人多有所论著,学界对此也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在此不赘述。王国维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格高”体现的是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展现着作者的情感感受能力,同时还由作者个人的经历、情感以及气质决定,是一种品格。在王国维的眼中,“格高”带有超越性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一时一地一物一景的工巧描摹。作者用心
更深,所思更广,所言之情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是在一种普遍的个体化的情感经历中,抽象出类别性的共有之感和具共性的特征描写,所谓“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情真”与“格高”是优秀文艺作品审美特征的内在统一。王国维对作者有这样的要求,“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固有生气。出乎其外,固有高致。”王国维希望诗人在描写事物的个体特征方面既能注重细节,深入事物的内在特质,在情感上充分理解事物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方式,又能够在事物存在的大环境中感知事物的运行规律,以及和外在环境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诗人在刻画事物时做到情真与格高。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尤东施之效捧心也。”这种总体传达的极致就是能做到格高。格高之词,非学可得,必得有“能写”的笔力和胸襟才写得出来,所以格高的作品亦能情深。王国维对于苏东坡和辛弃疾有较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在作品中除了真情实意,还能凭借文字为载体表现异于常人的思绪与感慨,“……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稼轩《贺新郎》词《别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情真”是优秀文学作品得以成立,得到读者承认的基础,“格高”则体现出作品的神采风韵,“情真”与“格高”是优秀文艺作品审美特征的内在统一。
王国维对文学作品“情真”与“格高”的审美判断,为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创作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镜鉴,即文艺作品应以社会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为基础,这既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凝练,又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表达。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