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抓壮丁逼死百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抓壮丁逼死百万人

从后来有关征召兵员和民伕的统计数据看，当时几乎所有的壮丁都被征用，来补充兵员和修筑军事工程。

1、官方数据说抗战征兵1400万左右，但实际情况远远不止八年抗战国统区到底有多少人被征召入伍呢？据蒋介石之

子蒋纬国后来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总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这还不算自愿入伍者和国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招募的士兵。（《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121）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和《抗战期中各省壮丁配额统计表》的统计数据也差不多：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14050521名。[详细]

但实际征兵数量恐怕远远不止这些，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回忆：“1943年夏天，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给何应钦的报告中称：自1939

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周开勋《国民党的兵役真相》，《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P67）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也说：“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1090余万名。”（《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P301）。这样算起来，实际的征兵人数要比官方数字多得多，但到底征了多少兵，恐怕很难说清楚。

2、发动兴建军事工事、道路与飞机场的民工至少有一亿人除了征兵之外，还有更多的壮丁被征召去义务修筑军事工程，这部分人有多少呢？据蒋纬国书中记载：“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一亿人以上。”（《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

老百姓的兵役劳役有多沉重呢？以鄂北光化县为例，据统计，“抗战时期，光化县有人口16.93万，壮丁3.6万（1941年7月湖北省民政厅统计数字）。抗战8年间，共征调青年人伍19619人，留县壮丁1.6万余人，余皆老弱病残妇。就是这些劳力，抗战时期承受的劳役负担有：（1）整修老河口机场及每年冬天雪后铺沙扫雪，共征派民工20万人次；（2）修筑孟老公路（孟楼一老河口）24.5公里，先后征调民工42.3万人次；（3）拆卸老河口城砖铺修王府洲沙路15华里，共计出工33万人次，修筑老白公路15.8公里及核心工事征工13万人次；修筑乡道30公里，工程艰巨，征工124万人次；（4）运送军粮73.64万人次，外加牛车3.73万辆、手车22.17

万辆。抗战8年，累计征用民夫331.84万人次。若以全县在乡壮丁计算，每名壮丁每年平均被征调的劳役为25.3次，以全县在乡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被征调的劳役为2.82次。”（徐旭阳《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P246）

淞沪会战时国民政府妇女部长慰劳国军将士。

二、官员靠征兵发财，交钱即可不当兵导致征兵难

抗日战起，国府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兵役适龄男子登记于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基本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男子是否适龄、健康与否、是否独子、抽签后谁去当兵等等几乎都由乡、保长和军队征兵官员说了算。特权滋生腐败，而国军的征兵过程可谓腐败透顶。

1、乡、保长敲诈勒索老百姓，只要交钱即可免除兵役

当时在安徽芜湖师管区主管征兵的李昭良回忆说：“我们在芜湖征兵……刚开始时，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人名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

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人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起初军医都不愿担任壮丁体格的检查工作，后来争着去，因为只要军医证明身体不合格就可以免役，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受贿、勒索。”（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1-7）

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时任川西师管区司令的黄占春回忆说：“每年应征新兵名额分配既定之后，接着进行及龄壮丁的抽签征集，中签的壮丁，就是这一年度应当人伍的新兵。因此，抽签过程充满了敲诈、勒索和剥削。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当时在嘉峨师管区，区、乡、保长勒索的价码，视被勒索者家庭经济情况决定。比较富裕的人家，勒索5万至50万法币不等，差一些的也要勒收二三万法币（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情况，当时一两黄金约值法币5万元）。……中签的人，除了要贿赂区、乡、保长不‘估拉’自己当新兵之外，经济情况比较好的，还得准备再出一笔钱买壮丁去顶替自己应征人伍。然而，买壮丁顶替自己入伍，就留了把柄在区、乡、保长手里，他们可以经常利用这个把柄，以捉拿逃兵的名义进行恐吓、

敲诈，反复勒索。乐山县苏稽乡一家比较富裕的农民，因为买人顶替之后，被乡长反复勒索达六次之多，逢年过节，还不敢不送礼物去孝敬乡、保长。”（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36-41）

还有乡、保长利用贪墨士兵的安家费、壮丁费的方式中饱私囊：“在1945年间，每名壮丁的安家费是5万至7万元不等，各乡按各县分配的应征壮丁名额筹集，逐家逐户摊派，人民无一能够幸免。区、乡、保长趁机浑水摸鱼，尽量多摊多派，大事搜刮，甚至将应发给因家境贫困自愿应征者的安家费，也玩弄各种手法加以吞没。”（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因此，人们对乡、保长恨得咬牙切齿，难怪当时有老百姓说“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还有人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

2、军队征兵官员卖、放壮丁，用壮丁谋利，导致壮丁大量逃脱兵役或死亡

不只是基层政权在征兵中腐败不堪，国军征兵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变本加厉。

A、征兵时擅自增加征兵名额，卖、放壮丁图利或向政府报功

黄占春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嘉峨师管区所属各县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