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诗论研究综述

王昌龄诗论研究综述

盛唐是诗歌颇为繁荣的阶段，尤其是王维、李白等一些极富有个性的天才诗人的出现，使诗坛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当我们在赏析该阶段众多名家诗品时，我不由不对其中独辟蹊径抒发情感的王昌龄产生浓郁的兴趣。毫无疑问，王昌龄是盛唐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虽然对其人的历来研究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在盛唐诗坛上的应有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诗歌理论家。近三十年（1978—2008），学界从王昌龄的诗学著作《诗格》入手，对其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和综述这一研究概况及其成果，对进一步深入了解王昌龄及其盛唐诗歌的创作背景、明确王昌龄诗歌理论在整个唐代诗学体系建构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诗格》的研究

（一）王昌龄是否写过《诗格》

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但近年来，各文献有一种统一说法和论证依据。即，王昌龄是写过《诗格》的。在王运熙发表的《王昌龄的诗歌理论》（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和阮国华发表的《论王昌龄对意境理论的贡献》（《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中都表明：最早记载王昌龄著有《诗格》一书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其在集部文史类里记载王昌龄《诗格》为两卷；其后，《崇文总目》记载与此相同。到了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今存明人陈应行重编的宋人蔡传《吟窗杂录》已收有《诗格》和《诗中密旨》。另外，明代胡文焕《诗法统宗》、清代顾龙振《诗学指南》均曾收录。但是，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则斥其为“率皆依托，鄙倍如出一手”。即谓王昌龄《诗格》系出后人假名依托，实不可信。这也就是王昌龄《诗格》“伪书”说的由来。

按日本入唐僧人遍照金刚所编《文镜秘府论》自序有云：“沈侯（沈约）、刘善（刘善经）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盈箧，缃帙满车”。王、皎、崔、元，指王昌龄、皎然、崔融、元兢。又空海（即遍照金刚）《性灵集》卷四《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云：“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

是知空海在唐代中期已见王氏《诗格》流传于世，故《文镜秘府论》较可靠。

罗根泽先生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订后认为《文镜秘府论》“地卷‘论体势’类的‘十七势’和南卷‘论文意’类最前所引‘或曰’四十余则，皆疑为真本王昌龄《诗格》的残存。”今将《文镜秘府论》地卷所引“十七势”和南卷“论文意”类所引“或曰”四十余则与《吟窗杂录》所录之王昌龄《诗格》、《诗中密旨》加以对照，“十七势”中与《诗格》相同或相类者有六处，而“或曰”

四十余则中与《诗格》相同或相类者十七处，与《诗中密旨》相同或相类者五处。可见“十七势”与“或曰四十余则”不仅可能为真本王昌龄《诗格》之残存，同时也可能为真本《诗中密旨》之残存。所以，学者对王昌龄的诗歌理论进行研究时大都以《文镜秘府论》中的有关部分为主要依据，并结合

《吟窗杂录》所录王昌龄《诗格》、《诗中密旨》中与之相同相类的文字加以考察，从而理解王昌龄的诗论。

（二）《诗格》的意义

对王昌龄《诗格》在诗歌理论及诗歌创作发展史上的意义、作用，研究者也给予了充分讨论。王昌龄的《诗格》为唐代诗歌写作的普及、创作的繁荣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其理论也超越了前人的诗格类著作，即由注重琐细的声律形式转移到了诗歌创作更为本质的理论上来，如构思、立意等等。同时王昌龄《诗格》突出了时代特征，强调风骨与声律齐备。另外，王昌龄并未被儒家的说教所束缚，自出新见，注重作家个性对创作的积极作用，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内容。有的学者将王昌龄的《诗格》放到了整个唐诗体裁的演变与理论发展的层面上来认识其意义和作用，指出：《诗格》出现，是唐代新诗成熟和进士考试顺理成章的产物。而王昌龄的《诗格》在整个唐代“诗格”类著作发展过程中则承前启后，成为唐代诗格演变的转折点。

二、有关的理论研究

王昌龄诗歌理论的内容，特别是《诗格》所体现出的诗学思想的涉及面颇为广泛，既有声律、对偶、病犯、避忌等，也有句式、结构、体裁、题材等方面的内容，但是，最主要、最突出的，也是最核心的，还是其关于意境的理论，以及与意境理论相关的诗的立意、情景交融等理论。学者们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一方面。

（一）“意境”的研究

王运熙、阮国华等学者都认为，王昌龄论作诗，最重视立意。王运熙在其文中说，境原是佛家术语，指人的感官、心灵所游履想象的境界。境字借用到文艺作品中来，到唐代较为多见，王昌龄是用得较多并且较早的一位。王昌龄的所谓境，是指诗人在构思过程中头脑中涌现的意象或艺术境界。今本《诗格》还提出了“诗有三境”之说：一曰物境，为自然景色；二曰情境，为人的感情，喜怒哀乐之情，故云“处于身”；三曰意境，为人的思想意识，一般不流露于感官，故仅云“张之于意”。这个概述虽不见《文镜秘府论》引用，但与《秘府论》关于境的引文精神相通，可能是王昌龄的原文。胡震亨曾引用其中关于物境的几句话，标明“王昌龄云”，说明胡震亨认为这段话甚至今本《诗格》是王昌龄的著作。

王昌龄很重视情景结合，从这点看，不妨说他是意境说的一个先驱者。但上面引文中的意境，则指诗人构思时着重于思想意识之境，与后来指情景结合的意境内涵并不相同，这是需要注意的。另外，作者还提出了用思的三格说，即说明获得诗境的由来。三境和三格经纬交错，把诗人的创作构思活动，谈的比过去陆机、刘勰他们在某些方面更为细致，这是王昌龄对于诗歌理论的贡献。

作者认为，王昌龄的诗论，上承陆机、刘勰之绪论，特别重视构思立意，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它标志着唐代诗论风气的转变，也反映了盛唐诗风的转变。

阮国华先生在《论王昌龄对意境理论的贡献》一文中不仅与王运熙先生

一样提出了三境说和三格说，而且更系统的举出了王昌龄在境的借取与理解中与佛学的境的不同。阮国华先生认为，王昌龄借取佛家“境”概念用之于诗美创造，从诗歌创作过程的角度确立了意境范畴。在《文镜秘府论》中，王昌龄从诗歌创作过程的角度突出的提出了“境”的概念，应该说这是诗歌创作理论史上的一种飞跃。在此之前，关于诗歌创作过程的理论基本上是“感物吟志”、“窥意象而运斤”的格局，它基本上与比兴观念同步。而王昌龄则立足于盛唐时期诗歌意境创造的丰硕成果，从盛唐时期盛学于世的佛学中借取了心理范畴和思维方式，将“境”概念置于诗美创造理论的重要地位，使诗美理论从“象”的追求层次推展到了“境”的追求层次。所以，第一，王昌龄承继了佛学中关于心识对境的能动作用，即心可造景，但却改变了心识得内涵和心识能动作用的目的。这是王昌龄借用佛学境概念及心识对境的能动作用为我们所作的第一个积极的诗歌美学延伸；第二，王昌龄对境的概念的借用超越了唯识宗关于“唯识无境”的结论，在他的诗美观念中，“境”显然具有原始佛学“六根”说中“眼、耳、鼻、舌、身”所取相应境界的客观性、感知性的内涵。

所以，阮国华先生认为，王昌龄从概念的摄取到理论的阐发均为我国意境论的诞生作出了建树。尽管其理论阐述尚欠明晰和精审，但却立足于盛唐诗美创造的辉煌成就为诗歌意境论确立了雏形，对唐代皎然、司空图等人的意境观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值得在意境理论发展史上特表一笔。

（二）“情景交融”的理论

究竟如何才能营造出深邃的诗歌意境来，王昌龄提出了“景与意相兼始好”及“景入理势”、“理入景势”等著名的诗学观点。对此，研究者给予深入探讨和高度评价。阮国华认为：“身处盛唐的王昌龄在诗美观念上已悄悄进行了一种超越”，“追求的重点已不是个别的意象，而是情景交融的境界”，并认为“它反映了在盛唐高度繁荣诗歌中的意象无比丰富、绚丽的时期，人们对诗美的追求已推向了一个新层次。即已不满足于一般的赋、比、兴表现手法，不仅不满足于铺陈直叙的赋，而且对主、客体相对距离的比兴手法也不满足了。他们逐渐从诗的审美实践中意识到景意相惬、物我浑融才是最理想的诗美境界”。王德明《王昌龄与中国古代后期诗歌情景理论的走向》（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先分析了被王昌龄所否定的两种情景形态：一是诗一向言意而无景，也就是一味地抒情而不写景，其结果是“诗中不妙及无味”；一是写景太多，抒情太少，并且景与情结合不好，其结果是“理虽通亦无味”。既而，又分析了被王昌龄所肯定的情景相兼的两种形态：一是景中含情；另一是在诗句的安排上，写景句与写情句互相搭配，使其在一诗之内、一联之内，有写景句，也有写情句。此外，王德明还认为，王昌龄在分析诗歌构成问题时，又创立了景、景物、景语、景句以及意（情）、意语、意句等情景理论的基本概念。也正是由于他在诗歌情景构成上采取了这一分析方法，从而为后人分析诗歌的情景构成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简单直观的方法，其也成为中国古代诗学中分析诗歌情景构成的一种普遍的方法。

三、总结

综上，近年来，王昌龄诗歌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对王昌龄《诗格》著作权的确认，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让王昌龄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