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北大

陈独秀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谱名庆同，青年时官名乾升，1879年生于安庆后营一个小户人家。父衍中，字象五，屡试不第，以教书为业，是个穷秀才，1881年在苏州教书时染上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这时候陈独秀只有两岁。母查氏，精明能干，疏财仗义，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陈独秀排行老四。

陈独秀自小天资聪颖，性格倔强，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1896年，陈独秀中进士，后因反清宣传，流亡日本。先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东京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学习。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后因支持二次革命被捕，出狱后再次东渡日本。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1916年，蔡元培被委任为北大校长，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指导下，蔡元培大胆邀聘一批思想激进的学者进入北大，而当时陈独秀正好为筹集扩大《新青年》的发行经费，到达北京，求贤若渴的蔡元培亲自在雪天登门拜访陈独秀，请他进入北大。进入北大对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杂志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仅就《新青年》发行量而言，在到陈独秀到北京的第一年，便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万份以上。而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也对北大，乃至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后，鲁迅曾回忆道：“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也感慨地说过：“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还说：“我同他（指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北京大学当时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在北大，文科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重要职位。而陈独秀来校后，便被聘为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其担任文科学长期间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蔡元培“不稍加干涉。”于是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放手招募新派教授，为北大文科建设引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李大钊是陈独秀1914年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时结识的老朋友，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陈独秀便请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章士钊曾说：“独秀得此良佐，声气骤腾之。”。刘半农原是才子佳人派的作家，陈独秀对这位“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很感兴趣，刘半农更为陈敏捷而雄辩的谈吐所折服。1917年夏，“经陈独秀的介绍并应蔡元培的邀请，去北京大学预科任国文教授。”周作人于1917年4月1日由绍兴抵北京。到京的第九天就去拜访了陈独秀。被暂时安置于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工作，之后被陈独秀正式聘为文科教授。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于《新青年》之后，也被聘为北大的兼职讲师，开讲中国小说史。

当然陈独秀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将民国最大的“海归”胡适招引到了北大。早在1915年，陈独秀便与胡适相交，胡适也投稿于《新青年》杂志，两人相辅相成，共同为新文化运摇旗呐喊。1917年胡适回国，便被北大聘任，就任后，胡适作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他开了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

学三门课，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很快成为北大最年轻最有名望的教授。

若依次数下去，从1917到1918年进入北大文科的教授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寅生等几乎都是在陈独秀学术、思想、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先后汇到《新青年》的杏黄旗下，之后又进入北大的。即使是不属于《新青年》的“国故派”代表人物刘师培，也是陈独秀将之引进北大的。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逐渐接受了马列共产主义思想，并成为了其最积极的宣传者。形成了南陈北李建党的局面。并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大革命后期，由于其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的右倾政策，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后，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之后逐渐接受托洛斯基主义，离开中共，成为托派分子。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