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文化与中国古典美学

“气”文化与中国古典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是指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美学。这一时段中国美学的意义在于，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在此后的近代美学则是上承古代，又旁纳欧美的多重文化范型和思想取向的杂糅体。在今天的文学发展状况和视野下来重新发掘古典文学的美学蕴含，对于寻求我们文学的文化根基，从而参与与整个世界文学的对话有着积极的实现意义。

下面，我们以“气”作为切入点来展开论析。

一、“气”概念包含的哲学美学意义

“气”的概念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非常丰富的，它同道、仁道等概念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基本的范畴，在中国道家学说、宋代程朱理学、清代戴震等人的学说中都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并且内化为一种美学思想。

“气”的概念由先秦思想家提出后直到清代的2000余年间绵延不衰，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我们有必要探讨“气”长久保持理论魅力的原因，而这正是由其具有的哲学蕴含所赋予。

首先，“气”的概念作为天地万物生成的基本元素这一认识体现了古人“万物归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一认识下，天地不过是气分离后的生成物，而人也不过是气的特殊的聚散方式，这样，天地之气与人之气可以互相转化。孟子在回答别人提问时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1]即那种合乎孟子所理解的正气可以

与天地之气融通，以至于可“塞于天地之间”。在这一“气”的沟通下，人与自然万物、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对象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法则被消解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以人的实践来探究世界的方方面面，而是人以内省的方式来追询自我的意识，因为在“气”的观点看来人与世界是同质同性的，不直接问诸内心而去探求外界就显得舍近求远，舍本逐末了。同时“气”作为万物的根本来说，寻成物的根源不过是回到气的存在状态，所以，以“气作为哲学思想核心概念的中国古代思维是重视整体的综合而轻视具体的分析的。这种对分析方法的忽视也导致了哲学概念与命题上证伪的难以施行，因而“气”的概念提出后很难发生某种根本的变化。

其次，“气”的概念还表明了一种抽象与具象之间的中立状态，它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交接点，而这个点的设定对于处理一些具体的认识问题是有着诸多方便的。对“气”的描述可以将一些模糊的现象加以充分的说明。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区分标准，将抽象出的形而上者称为“道”或“理”，存在于具象中的形而下者称为“器”，而“气”则可兼含两方面的因素，因为“太初，气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在“形”尚未形成因而“器”的性质，但同时“气”又并不是完全不可言说、不可凑泊的道。如汉代王符所说，“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2]道与“气”毕竟又非同一的事物。由此，“气”处在道和器之间的位置。对“气”这一特征的认识在日本学者大田晴轩对《老子》第42章“道生一”这一段的诠释中也可见出。大田晴轩说：“道，理也；一，一气也；庄周

所谓‘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是也。二，阴阳也；三，形气质之始也。第十四章曰‘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盖此三者也。意谓道生一气，一气分为阴阳，气化流行于天地之间，形气质具，而后万物生焉，故曰‘三生万物’也。”[3]如果我们将对“气”的认识与西方柏拉图哲学作一比较，则柏拉图学说中的理念作为事物的根本与“道”有相通之处，柏拉图理念论中所说的具体事物则相当于“器”，而作为中立项的“气”却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独有的。它在某些方面看具有“道”的性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谓之道”，气是化生万物之源，这使其具有道的抽象性；另一方面“气”又是“道”的具体化，人们正是通过对“气”的体察来领悟道的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载道之“器”。日本学者户部芳郎从训诂学角度提出：“在小学上，‘气’和‘器’有意义上的关系。比如气息和息器、气量和器量等等。”[4]南宋朱熹更是明确提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5]综上所述，“气”应被视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一步器之间的一个概念，它可分享二者的一些性质，但又同二者保持着一段距离。

其三，“气”的概念还表明了运动的观点。原始混沌的气因清浊不同而出现阴阳二气，两者相互对立斗争，造成万物的生衍化育。《淮南子·天文训》曰：“道者，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这一认识体现了古人辩证的思维，更进一步，气作为万物化生之本源，气的运动使人们也持发展的观点来看等事物，如宋人张载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

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6]这就把由气衍生的万物归结为气，即气不仅化生万物，而且万物也因此体现出气的运动变化的属性。再进一步说，人也是由气的聚散所致，人的生死、善恶、荣辱等都可用“气”来说明终级原因，因此在气的运动中，人一方面必须顺其自然，另一方面也可适度调养，孟子的“养气”说，黄老思想中的调气等学说除了具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调整精神、身体的意思外，还包括将已之一身与天地万物沟通，以天地四时调顺来养育已之一身的意思。这样，人生活在运动着的世界，并且可以通过得“道”来参与运动着的世界。“气”的运动这一观点使中国古代思想对于事物的相对性有所认识，由于运动，事物会发生由此向彼的转化，彼和此并不是不能逾越的鸿沟，同时在评判事物时，由于人这一评判相位变化运动之中的，万物以人为尺度的评判前提因人的评判相位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气”的运动这一观点还有着认识论上的哲学意义。由以上对“气”的哲学意义的阐释我们又可顺理推及其美学意义，因为一定的哲学思想必然要对美学有所影响。

由“气”所阐明的“天地一气耳”、“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了一种认识上、实践上主体客体交融的思想，孟子曾说，“万物皆备于我”，[7]这种物和我二者的交接状态很自然地为审美活动中物我交融乃至物我两记忘的境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中国美学中所追求的并不是艺术品客体的如何精致，而是作品客体能够激发人的感应的强度，因此它追求的是传神而非象形，传神在本质上讲就是作品所表达的精神与感受作品者的精神达到契合的强度，它是作品与人、人与作品间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