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1)

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1)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存在主义倾向是目前学界已有的见识。（1）但将存在主义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却是有待开掘的话题。有鉴于此，笔者从创作主题入手即阐明“荒诞生存中的孤独存在”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话语，以此作为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总体性论述的先行性探询。一荒诞意识是有史以来人类存在的一种恒久的情感体验。自人类反身究问“我是谁”之际荒诞意识就开始纠缠着人的心灵。但在古典世界里人的荒诞感受尚不能动摇人类对自我的确信，因为面对荒诞人们总能找到一个足以安顿灵魂的最高者──逻各斯和上帝、道和天理。而荒诞意识作为哲学话语的提出是从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开始的。存在主义之前人们在理性主义“本质论”所设定的稳定的历史进程与生活方式下生存：一劳永逸，无须对时代、环境和自身的生活多加思考。但这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生活中人们总是感到“本质”对生命的压抑，人自身根本不能为自身把握。而在以反理性主义本质论的的存在主义哲学那里荒诞意识的确立是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指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和孤独无依并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因为人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正是忧虑和恐惧，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他提出，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忧虑、恐惧使人通向存在，只有存在，才谈得上自我选择的自由，它与光明和快乐相联系。在萨特的哲学中世界是荒诞的思想非常浓厚。人偶然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面对着瞬息万变、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纯粹偶然的、混乱的、不合理的客观外界，人感到处处受到限制、阻碍。在这茫茫的世界里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人只有感到恶心、呕吐。但他强调人是自由的，应超越荒诞的现实，通过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而对于荒诞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则予以诗意地描述：“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热情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2）世界本无所谓意义所以不能说世界是荒诞的。荒诞不是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生命与世界的一种非价值关联。这意味着，荒诞作为人与世界之间价值关联的断裂对于人而言是本源性的。这种本源性就来自于世界和人本身原初的虚无化。虚无构成了人在世界之中最初始的生存境况。处身于这一境况人的基本生命情态就是孤独。孤独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感受，它体现为个体对世界的一种出离状态。存在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孤独是因世界的虚无性造成的生命无所依凭的孤独，而孤独会使人更加意识到孤独的存在，存在的生命又会向孤独去寻求意义。是孤独把人同纷扰的世俗世界拉开了距离，人才获得一种看世界和看人生的不无悲观却是新特的视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因自由而生的孤独，所以在这种孤独的后面蕴含着的荒诞的意念。“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处境意识与生存意识是最鲜明的，也是存在主义的起点。”（3）也正是在“生存”的意识下周围的客体才不再是与主体对立的客体而体现为一种

“处境”。因此生存意识（孤独）与处境意识（荒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以艺术为人的本真生存方式，萨特和加缪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戏剧里也同样描写了这种荒诞和孤独的主题意识。以萨特戏剧为例，在《禁闭》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荒诞意识的具体化：由于上帝不存在，人的本质就是他的行为的总和，而这意味着人在死亡的一霎那就具有了固定的本质，懦夫将永远是懦夫，英雄也永远是英雄；加尔森、伊娜丝、埃斯黛尔是在地狱中相遇的三个死者，死亡注定了他们拥有固定的本质（懦夫、凶手、同性恋者）；尽管他们在地狱里仍想有所作为，但是他们的本质使他们的行为总是相互消解，以至于他们每个人都一事无成；在这个没有超越存在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地狱中，人的行为毫无意义，所以，他们的存在是荒诞的。不过，萨特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荒诞派戏剧家，因为他的剧中人虽然处境尴尬，但仍力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生存的荒诞之处在于这种行动的失败，而不在于生存的意义根本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人可以自由地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所以，生存的荒诞性归根结底是可以克服的。在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位“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的孤独者身上，西西弗劳而无功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在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唯一的出路不在於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於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类之外寻找拯救。这就是人类之所以感到人生“荒诞”和存在“孤独”的本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