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守国财,外因天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

内守国财，外因天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一，孔子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谜团

经济实验室()研究发现：在薄薄的《论语》中，孔子评价管仲的地方竟然有4次之多。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说在管仲死后近百年，孔子才出生，那么孔子又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位一百多年前邻国的政治家呢？

显而易见，孔子对管仲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正是在管仲辅佐下，公元前667年周天子赐齐桓公为伯，成为得专征伐的一方诸侯之长。作为春秋五霸之首，开启了令孔子这位理想主义的老人痛苦万分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周王朝礼乐制度由此全面崩溃。《论语·八佾第三》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非礼"的抱怨："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呀！'有人便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家里有收来的大量的市租，家里管事的人员很多，都不兼职，怎么能说节俭呢？''那么管仲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的门前设立一个照壁，管仲门前也和国君一样，设立一个照壁。

国君接待他国君主宴饮时，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台子，管仲也这样做。如果说管仲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懂得礼呢？'"（原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理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数百年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此评价说："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史记·管晏列传》原文：管仲，世所谓贤臣。然而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不错，在孔子的眼中，管仲的确又是一位伟大贤明、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论语》中将管仲与子产并称，面对弟子们对管仲的质疑，孔子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维护管仲形象的立场。《论语·宪问第十四》记载："子路说：'齐桓公杀了他哥哥公子纠，召忽因此而自杀，但管仲却没有自杀。'接着又说：'管仲不能算是有仁德的人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国诸侯合盟，不使用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没有以身殉主，还去为相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混乱的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成为衣襟向左开的蛮族了。他难道象老百姓那样遵守小信，在山沟里自杀，也没有人知道的吗？'" （原文：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

也？"）

让我们沿时间之流回到管仲时代。公元前七世纪，东迁的周王室已经衰微到自顾不暇的地步，处于华夏文化圈北面的戎狄和南面的蛮夷交相进攻中原，华夏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起来的强齐不仅联盟了中原主要诸侯国，还打退了蛮族一次次进攻，没有像千年后的罗马帝国一样在蛮族入侵下陷入文明黑暗之中。所以孔子不禁感叹：如其仁，如其仁。

管子为什么是真正的仁人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不是靠军事手段，管仲是靠什么力量召集天下的呢？难道单纯依靠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的"大信"、"大义"吗？显然不现实。（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原文：齐桓挟贤相之能，用大国之资，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诸侯，于柯之盟，见其大信，一年，而近国之君毕至，鄄幽之会是也。其后二十年之间，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诸侯也，至于救邢卫之事，见存亡继绝之义，而明年，远国之君毕至，贯泽、阳谷之会是也。）

经济实验室()发现：这里孔子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管仲治下的齐国不是靠军事手段号召天下，那么是靠什么手段呢？答案只能是：经济手段！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太平御览》卷四七二引《太史公素王妙论》）

二，"伊尹之术"背后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

"轻重九府"应是调节市场的九个国家经济管理机构，那么什么是"伊尹之术"呢？事实上他和管子的经济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吸引天下财富的经济方法。《管子》轻重十六篇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其中《管子·地数第七十七》中就提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详细描述了所谓的"伊尹之术"：

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原文：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伊尹之术"是中国古典外贸理论最典型的案例，与西方15世纪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累积金银相反，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以"得物为胜，得币为亏"，主张通过提高物价等手段，实现"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具体策略常常表现为直接以金钱、工业品等（"末"）换取对方的基本商品（"本"，如粮食），或诱使对方国家发挥比较优势，摧毁其基础产业（管仲时代常指农业），攫取其人力物力资源，

使之先丧失利权，后放弃主权——这简直与今天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如出一辙！

在公元前81年那场深深影响中国历史的盐铁会议上，长期职掌西汉政府财政大权的桑弘羊在为自己的商业政策辩护时还引用管仲的事例，他在解释中国古典外贸理论时说："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的东西贱时，我则使之价格高；天下人所轻视的商品，我却重视。用工商业品交易农产品，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法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和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

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盐铁论·力耕第二》原文：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纪氏之国只顾发展生产，不能掌握有效的外贸理论，导致利权来失，国家灭亡的惨痛教训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成书于战国的《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也提到这件事，其目的不过是告诉人们，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这样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本国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原文：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借管子之口说："从前，纪氏的国家就是加强农业节约开支的，但粮食丰富而不能经营管理，粮食便四下外流而归于天下各国。这样，纪氏虽加强农业节约开支，但不能经营管理，恰恰使他的百姓粮食外流净尽而成为他国的俘虏。因而他自己也国亡而无处容身。所以说单纯强本节用只能使经济情况更好些，而不能保证不亡。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此种商品时，我则重视；各国市场供过于求时，我则通过囤积使之供不应求。这样就可以号召天下了。" （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