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研究_格非

小说叙事研究
格非
第一章小说与现实
1、就中国小说而言，它由于受到诗歌和绘画中写意传统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因素一直没有被置于首要地位，或者说，现实主义在一开始就显得营养不良。

首先。

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来说，秦汉以前的神话小说，唐代的志怪、传奇以及明清时期的文人小说所涉及的生活层面极为狭窄，述异志怪，文人雅趣通常构成它的主要内容。

其次，中国小说承担了极为繁重的道德责任，教化和劝谕的道德企图使“故事”成了一种意志的推衍物。

正如中国传统小说中不乏伟大的现实主义篇章，只要我们粗粗浏览一下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小说，我们便可发现，从道德说教的愿望出发敷衍故事的作品并不在少数。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聊斋志异》这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不过是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表现了现实的某些征象，而不是再现现实，更不是对现实力求精确的复制。

同样，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构成对历史的直接记述。

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就新写实小说这一流派本身来看，作家的创作确实体现了把握现实的强烈愿望，其中不乏优秀的小说。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类小说由于过分沉醉于琐屑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陈列，从而丧失了个人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沉思。

他们所描绘的烦恼虽然带有某种普遍性，但只是早已为大众所习知的概念化的烦恼。

这是一种沿袭和借用，而并非源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更谈不上灵魂对于存在终极价值的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一旦放弃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放弃了对自身行为方式的自信与执著，不仅对于现实的深切把握无从谈起，就连想像力本身也必然会受到有力的扼制。

3、阿瑟·米勒认为，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人大众意识的真实。

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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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实”的易变性对于作家的敏感性以及智慧同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现实”真实的把握有时是一种能力。

它以作家的生命体验为基础，以他的敏锐和智慧为前提。

没有智慧，真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有时，我们自以为感受到了现实的真实，其实只不过是看到了它的阴影而已。

5、为了进一步说明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各种关系，我在此必须引入俄国著名哲学家巴赫金关于作家“两种视野”的理论。

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作家无不具备这样的两种视野。

首先，作家的第一视野照例会触及到重大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

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外在的生存空间与结构，毫无疑问地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重大影响。

在现实面前，作家类似于某种“心灵感受器”，他的任务之一是对它作出
反应并加以表现。

正像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所做过的那样，他们必须阐释自己和那个特定时代的关系。

说得简单一点，他们必须发现并提出问题，然后给予解答。

作家的第二视野所覆盖的范围相对地说来显得既狭小又琐屑。

它直接关注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这种问题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等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与其说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还不如说时代的发展为进一步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作家的第二视野所关注的主要是对自身的认识、反省、追问。

它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作家对这些问题给予解答。

就具体作品而论，“第二视野”所触及到的事实在大部分作家的笔下是断断续续地闪现的。

作为对“第一视野”的陪衬，它缺乏因果性和逻辑联系，有些类似于音乐中间出现的一两个不和谐的音符。

但是它却是深刻而真实的，对于文本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6、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意识、个人经验的控制与影响日益明显：文学自然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可以为金钱所出卖。

伴随着这一现象而来的是个人自主意识的逐步丧失与思维惰性的产生。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现实成了一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既定实在，个人体验日益为报纸、电视中出现的说教所取代。

在这个社会中进行思考的不是个人，而是大众传媒贪得无厌的幽灵。

个体，用索尔·贝娄的话来说，成了“被悬挂起来的人”。

7、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存在”与“现实”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

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作为被高度抽象的事实总和）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

现实是完整的，可以被阐释和说明的，流畅的，而存在则是断裂状的，不能被完全把握的，易变的；“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须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现实是理性的，可以言说的，存在则带有更多的非理性色彩；现实来自于群体经验的抽象，为群体经验所最终认可，而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

8、在鲁迅先生的早期作品中，无论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还是对大众启蒙的呐喊，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试图把握现实的倾向。

早年从事医学研究的经历使他醉心于解剖当时的社会现实。

事后看来，这种解剖既是一种拆解，又是一种重建。

《阿Q正传》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可是，到了鲁迅先生创作的中晚期，这一情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自身的存在本身，意义的搜寻而不可得进而转变成对无意义的反抗。

这成了一场绝望的战争。

这场战争从怀疑、绝望、矛盾等重重个体境遇出发，导致了鲁迅思想观念的一次意味深长的变化。

随着《野草》的诞生，我
们所看到的鲁迅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存在的勘探者。

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现实，而是存在本身——一片虚无的实在。

这一发现在同期的小说和创作中也可以说构成了某种核心。

鲁迅中期的思考和写作虽然在研究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它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维向度，而且使作者的思索汇人了20世纪人类对自身存在追问的洪流之中，并提出了一条隐约可见的出路。

第五章语言
1、一部或一篇小说的整体语感应该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作家尽可以在小说中出现各种语域的不同变化，他可以运用议论，抒情，联想甚至切换场景来改变语域，但这种变化在整体上要服从于全篇总体语感的统一。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常常强调以“气”来统摄全篇，所谓“气韵生动”，“文以气为主”，都是这方面精辟的阐释。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在语域上失控的例子——尽管小说的各种非艺术性的因素，比如故事叙述的成功将这种失控遮盖住了。

我们不难发现，作品整体语感的统一性和作品中具体语域的各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这种空隙为作家使用语言才能提供了一个空间。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的开头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语言结构上说，它不仅与故事的发展和走向密切相关，而且也为后文语域的种种变化定下了叙述上的基调。

当然，为了避免叙述的失控，保证整体语感的统一与和谐，很多作家在语域的变化上缺乏勇气，就像一个刚刚学会游泳的人总是不敢离开岸边一样。

这样，语感倒是统一了，但语言却缺乏应有的色彩和节奏感，这同样是非常遗憾的，有些类似于音乐中的情形，我们在欣赏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时，总是感觉到音乐的流程非常和谐，流畅，悦耳，但是它却缺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