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成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成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怀着无比

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85周年，深切

缅怀革命前辈在这方热土上留下的峥嵘岁月，在此，我谨向为创

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浴血战斗的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代表

我母亲齐心同志，向渭北老区人民，向三原的父老乡亲们致以亲

切的慰问！向出席这次会议的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向来自

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渭北革命

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

块革命根据地。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于1931年5月，在1932年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3年夏天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实施战略转移，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红色割据的两年多时间里，许多革命前辈不畏

白色恐怖，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出生入死，矢志不渝，让革命的烽火在渭北大地熊熊燃烧，沉重地打击了国

民党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陕

西共产党人探索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实践，为之后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探索了道路，提供了条件。没有渭北

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有之后的照金和南梁。我父亲每每回忆起

渭北革命斗争的岁月时，总是深有感触，他说：“我们把苏区叫

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1984年

7月14日，我父亲在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时，谈到陕

甘边的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

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

后发展起来的。”在1986年4月7日，我父亲与时任陕西省委组

织党史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组长的习仲凯、副组长白玉洁谈话时也

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

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

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舞台，为之后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建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渭北革命根据

地的工作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先后有许多著

名的共产党人在这里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苏区的工作。刘志丹、

黄子文、金理科、杨森、王伯栋等革命先烈曾在这片热土上带领

红军战士英勇杀敌，贾拓夫、汪锋、张秀山、赵伯平、黄子祥、

黄罗斌、刘映胜等革命先辈曾在这片热土上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和建设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镌刻着许多伟大的名字，

也书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986年秋天，我父亲特意

邀请黄子文烈士的遗孀李盛云来北京观光，他们在一起时谈论最

多的话题就是当年那些难忘的岁月，我父亲称赞渭北黄家是“满

门忠烈”。当年红二团南下作战失利，部队被打散。危难之际，

红二团团长王世泰辗转来到渭北，黑夜里摸到黄家躲藏起来。几

天后，黄子文的夫人李盛云不顾自己的安危，把王世泰伯伯的两

支手枪装在篮子里，与他假扮夫妻，一直将他护送过渭河，使王

世泰伯伯安全返回了照金根据地。渭北的富平是我父亲走上革命

道路的地方，而三原是他从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光辉起点。我们老家富平淡村和三原武字区阡陌勾连、鸡犬相闻。1922年，

我父亲在富平都村小学上学时，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三原县陵前镇

的郭培生先生，郭老先生治学严谨，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对他

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28年初，我父亲考入设

立在三原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积

极开展革命工作。3月下旬，因参加革命活动，我父亲等9名进步学生被当局逮捕关押于三原县府监狱。在狱中，我父亲坚持革命

斗争，并在中共三原县委学运干部武廷俊的主持下转为中国共产

党正式党员，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年他还不满十五周岁。他曾回忆说：“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廷俊的指示，他分

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1928年8

月我父亲出狱后，适逢“民国十八年年馑”，春秋颗粒无收，老

百姓饥寒交迫。在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的领导下，我父亲往返于淡村与武字区之间，和黄子文、唐玉怀等组织

开展筹赈分粮、抗粮抗捐和打击反动民团的革命斗争，他还在家

乡发展了周冬至等一批共产党员。1930年春，受中共三原特支委

派，我父亲冒着巨大危险，利用郭培生先生的亲戚关系，和郭明

效一起，奔赴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开始兵运工作。当时，从渭北进入这支武装的共产党人还有

李秉荣、孙一君等数人。历经两年多的兵运工作，在1932年4月，我父亲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特派员刘林圃领导发动了两

当兵变。两当兵变后，我父亲又投身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岁月。1932年10月中下旬，在收棉花的时节，我父亲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回到武字区，特务队改编为渭北

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他担任政治指导员。

武字区后区游击队常驻甘涝池村，在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

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抗粮、抗款、抗税、抗捐、抗债

斗争。同年12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我父亲任县委委员。1933年2月，我父亲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学运

和武装斗争，还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在陕西省立

第三中学、王泰吉骑兵团驻三原的两个班里面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就有王泰吉的侄子、十三班的班长王英。当时，他还坚

决抵制了要求这两个班在三原县城就地起义的“左”的做法。在

三原期间，我父亲还和赵伯平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赵伯

平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是他的上级领导，他们经常在一

起畅谈中国革命。他曾回忆说：“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每

天抽出两个小时，到三原城外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

革命的形势和历史。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