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清末变法修律活动中的“法礼之争”
清末变法修律活动中的“法礼之争”摘要：清朝末年发生了一场法律变革活动，在这场活动中，产生了支持西方法理思想的法理派与坚持传统礼教的礼教派两个派别，并且在两个派别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与冲突。
本文首先讲述了清末变法修律活动发生的背景，其次分析了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思想，然后阐述了“法礼之争”的主要过程及结果，并采用归纳的方式总结“法礼之争”的主要争论点，最后分析了变法修律及“法礼之争”的影响，并且从现实出发，分析了“法礼之争”对于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变法修律；礼教派；法理派；法治建设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aw and Feudal Ethics” during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bstract: A legal reform movement occurr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ring this movement, two schools—School of Law that supported the Western legal thinking and School of Feudal Ethics that adhered to the traditional feudal ethics—came into being, between which hot debates and conflicts then arose.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movement occurr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n analyzed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se two schools and their thoughts, described the primary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aw and feudal ethics”, summarized the main argument points i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aw and feudal ethics”, and finally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brought by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and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aw and feudal ethic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aw and feudal ethic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by law.Keywords: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School of Feudal Ethics, School of Law, construction of rule by law一、引言清朝末年，在当时复杂的时局及背景之下，清朝统治者进行了一场变法修律活动。
清末的礼法之争
１ ９ ０ ６ 年， 沈家 本 、 伍廷 芳制定《 刑 事
民事诉 讼法》 。这部法 律的进 呈也拉 丌 了礼法之争的序幕 。这是 中闻历史 Ｉ 拟 订的第一个单行诉 讼法规 ， 全文共五章 ，
２ ６ ０条． 采纳了西方 的律 师制度和陪审制
度 。 埘此 ， “ 礼教派 ” 领 张 之 涮 犬Ｄ ｉ Ｊ ｌ － ＇ ｆ ｌ ；
西 律 为盛本 ， 礼法 结合 的 『 ｆ Ｉ 华 法律从 这
草 案 的进 ． 犹盟 Ｉ 】 一 。 水 ， 波浪 迭 兴， 肜 成 ｒ清 水 礼 泼 之 的 第 一次 离 潮 。 张 之 洲 先 发 难 ， 埘 案 ｆ ｆ 迪伦 明 ！ 纲 常进 行 Ｊ 令 和 的 批 判 随后
据这道谕 旨， 袁世凯 、 刘 坤 一 和张 之 洞 保
府 采 纳 ｒ张 之 洞 等 人 的 意 见 ， 《 刑 书 民 市
作废 ，
《 刑事 民事诉 讼法 》 的 求之高 『 翎并没
有 熄 灭 沈 家 奉 等 修 律 大 甩 的 热情 、ｌ ９ ０ ７ 年八月和 卜 二Ｊ １， 沈家本先后奏－ 《 夫 清 新刑律》 草 案 和 该 草 案 的 按 讲 、这 部 刑 律 是 沈 家 本 运 用 西 力’ 资 产 阶 级 的 法律 精
治危机 。慈禧 臭 名昭 著的“ 量 中华之物
力， 结 了 Ｈ之 欢 心 ” 沦 调 和 丧 权 辱 同 的
Ｉ 大 】 各部 院堂仃 、 京外行懵 抚也纷 纷 Ｉ 奏 签 沣意 ， 大郜 埘 案修 改伦删 纲常 的 条款 表永 眨刈 许对 他“ 制 度创新” － Ｉ Ｉ 民情风 俗 Ｆ能 落实 表爪强 烈质 疑 、 清政 府在 ｌ Ｉ 艮 观八 力 ‘ 后． 认 为赴礼 教派
小议清朝法制改革中的礼法之争
小议清朝法制改革中的礼法之争清朝末年，由于种种内忧外患，清政府迫于形势，试图通过变法来改变现有的落后状况，而变法的主要内容便是制订一部“小宪法”——《大清新刑律》。
当然，新事物的出现与接受并不会那么容易，每一次变法活动都必然会伴随着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与矛盾激化。
礼法之争，便是在《大清新刑律》的制定与修改过程当中，出现的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之间两种不同立法思想的交锋。
礼法之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法律继受问题，是中国本土主动的继受西方立法思想。
因此，它的焦点冲突也就起源于沈家本等人对西方法律的大量引入吸收对中国传统法律道德的冲击。
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法律道德，还是较多的引入西方法律？是将道德与刑事制裁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等法律加以严格区分，还是道德伦理高于法律？说道这，本人想先浅谈一下儒家伦理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自汉大一统以来,中国古代的皇帝在“百家思想”当中便心照不宣地统一采用儒家思想作为控制国民思想的工具。
因此，从最一般的道德伦理到成为正统的法律，从选官、任官的基准到由儒官治理全国，官员们都是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过的儒生，从未学习过法律，他们在皇帝的指导下，掌管着全国的立法、司法工作。
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刑事制裁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等法律当中随处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子，官员们判案的自由裁量也都深刻受到自身儒家伦理思维的影响，而中国律法当中并没有所谓的“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官员的自由裁量范围极大。
此外，最重要的是，在讲究以“和”为贵的中国社会里，在实际操作当中，可以说古代社会是一个“反诉讼的社会”。
因为纠纷往往经过第三方调解或者宗族、行会、乡党等组织早一步处理掉了，最终报到官府只剩少数，而其中处理的依据便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伦理纲常。
第三，古代的中国人因为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聚居在一起，由此便形成家族、乡党、行会这些地方自治组织来处理内部纠纷，承担法律的运行。
家法、行规、地方风俗这三者活生生的法律，也就是所谓的“礼”，制约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行为。
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法理派（沈家本） 无夫妇女与人和奸，西方国家没 有治罪明文，“此最为外人著眼 之处”，如果一定要把这一条加 入新刑律，“恐此律必多指摘”； 此外无夫妇女与人和奸，主要是 道德风化问题，应予教育，“不 必编入刑律之中”
现场讨论
伦理道德与刑法的关系问题？
•以礼入刑 •伦理道德是刑法 的根本 •舍伦理教育而讲 刑法，还算什么刑 法？
礼法之争的过程及内容
第二阶段：沈家本与劳乃宣的争论
在将《大清刑律草案》转发各部讨论的第二天，朝廷即以“上谕” 的形式，要求任何修律活动不得违反纲常伦理的基本原则
礼教派 •坚持维护纲常礼教 •具体，如坚持传统法律中的“干名犯 义”、“存留养亲”、“亲属相奸”、 “亲属相盗”、“亲属相殴”、“无夫事诉讼法》；未及公布就作废
沈家本，伍廷芳
张之洞
•“按照交涉情形， 参酌各国法律之 旨”“模范列强” •改革原有的“审 判方法” •引进西方司法审 判制度
•“袭西俗财产之制，坏 中国名教之防” •“启男女平等之风，悖 圣贤修齐之教” •“纲沦法败，隐患实深”
礼法之争的过程及内容
法理派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刑事制裁与社会危害 性 这些问题在新刑律正 文中已有相应的规定， 有的按照法理不能列 入正文
礼法之争的过程及内容
双方在第二阶段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犯奸”和“子孙违犯教令” 两个问题上 （1）关于“犯奸”
礼教派（劳乃宣） 反驳沈家本： 中国旧律和奸无夫妇女，和奸有 反驳1：法律道德相为表里，无夫 夫妇女杖九十，分别治罪，前轻 奸必须治罪 后重； 反驳2：无夫奸不治罪妨碍中国社 现在的刑律草案中只列和奸罪， 会治安 无夫和奸不为罪，不符合中国重 视妇女和寡妇的奸罪； 反驳3：中国立法应以国内治安为 主旨，不应随外人的指责为转移 因此，应按照旧刑律分别有夫和 无夫进行定罪，无夫和奸可稍轻 反驳4：增加这一条款不会妨碍收 于有夫和奸 回治外法权
清末改革之“礼法之争”2500字
清末改革之“礼法之争”2500字摘要：20世纪初期，清王朝为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实行改革，而法制改革成为核心，改革中产生了对法律价值取向的争议并形成“礼教派”和“法理派”两大派别，双方就如何学习西方法制，改革旧法展开激烈的争论。
毕业关键字：礼法之争；中体西用；礼教派；法理派1 改革的推行和法理派修律1901年清庭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1]要求中央及地方大臣参酌中西政要，上?变法革新之策。
1902年，清政府下达修律诏书，随即又诏令组建修订法律馆，选任法律大臣等相关事宜。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事务，并擢派熟知欧美法律的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等帮办修律。
在沈家本主持下，清庭先后派员分赴欧美?p日本考察法制。
沈家本说：“臣等奉命修订法律，固以明定法权推行无阻为指归，尤以参酌东西择善为目的。
……考察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p英?p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
”[2]在这样的认识下，以“博稽中外，参考古今”[3]“模范列强”[4]为宗旨的法理派修律原则也基本确立。
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p伍廷芳等人制订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虽然“刑民合一”而编，但已严格区分于传统旧法“刑民不分”特点。
该法上呈清庭后，清庭谕令各省督抚大臣“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扦格之处，即行缕析条，据实具奏。
”[5]然而立法者万没想到该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抚将军的几乎一致批驳。
例，广西巡抚林绍年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广西尚难行。
盖俗悍民顽，全恃法律为驭驾，闻以不测示恩威。
若使新法遽行，势必夸张百出，未足以齐外治，先无以靖内讧，下所司知之”[6]。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法，内有扦格者数条，请饬再议”[7]。
试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近代以来的法治认为“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法家的以法治国主要成就在于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和传承轨迹不难看出，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影响。其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体有以下原因：其一，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的感情基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其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在该制度下，家、国融为一体，家庭的和睦与安定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亲亲相隐的思想以人的家庭亲情为基础，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保护，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许亲亲相隐则必然会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家庭不稳，最终可能是家人离散，田地荒芜。这对维护封建经济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摘要清末，由于列强侵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再加上本土内生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使得中国或被迫或主动吸收、引进西方法律文化。
内忧外患的清王朝迫切在国际上寻求政治地位，变法图强，想要收回治外法权，开始了变法修律。
在如何修律的问题上，效仿西方与遵循传统礼教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简称礼法之争。
它是法律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社会探索“礼、法”协调新模式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争法制近代化晚清社会各种关系因素复杂交织，面对民众运动、列强压迫、资本主义发展、西方思想文化涌入、收回治外法权等问题，清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变法修律，秉持着“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务期中外通行”的指导思想，既要制定“西律”迎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要求，又要维护“三纲五常”等传统礼制观念。
因此，在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的过程中，观念的相悖导致资本主义法制与传统封建礼教势必产生冲突，也引起了备受关注的“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的过程礼法之争始于《刑事民事诉讼法》，经由《新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终结于《大清新刑律》。
（一）第一阶段：新型程序法蓝本的夭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学习西方，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单行诉讼法，采用了资产阶级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但此诉讼法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在“诉讼权利男女尊卑长幼应该平等，私有财产应该得到政府承认、法律保护”这两个问题上坏明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有违纲常伦纪，并认为仅以改良中国司法不可能使列强放弃领事裁判权。
《刑事民事诉讼法》在立法程序、收回治外法权、法律范畴等方面经不住推敲，效仿西方鼓励个体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企图一步到位，反而操之过急，成为礼教派攻击的致命缺陷，最终只能束之高阁。
（二）第二阶段：对《新刑律草案》的攻击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二月，沈家本奏进《刑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并附《刑事总则清单案语》。
清末立法之争的过程
清末立法之争的过程所谓“礼法之争”,是指保守的“礼教派”和革新的“法理派”围绕修律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制度进行的争论。
维护传统礼教精神,主张法律应与礼教结合的称为礼教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主张近代法制精神,法律应与传统的礼教相分离的称为法理派,以沈家本为代表。
因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礼法关系,所以中国法律史学者称这场争论为礼法之争。
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各以沈家本和张之洞为代表，对《大清新刑律草案》进行争论；第二阶段，双方各以沈家本和劳乃宣为代表，对《大清新刑律草案》及其《附则》5 条进行争议；第三阶段，双方各以杨度和劳乃宣为代表，在资政院里就关于立法宗旨和少数条文进行争议。
为了通过修律收回治外法权，法理派在制定《大清新刑律》时比较注重西方列是否能够认同，在移植西方先进法制的过程中对法律移植的本土化问题没有充分考虑，过于强调西方所注重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但是“弱国无外交”，通过修律就能收回领事裁判权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一点上，礼教派比较明确，认为“并非必须将中国旧律弃置不顾，全装外国格式之法，即可立睹收回治外法权效也。
”对于《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礼教派的意见比较实际，而法理派则急于求成，因此在客观上说，礼教派的争锋“纠正了在功利心态下，法律移植过程中过分西化的倾向”1906年，沈家本主持制定了《刑事诉讼法》，采用律师制度及陪审团制度及其他一些西方法律，当即遭到张之洞等人的反对。
张之洞认为使父子异财、兄弟析产夫妇分资，是“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道。
”理由是“中国立教首重亲亲，定律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有罚……”并以《奸非罪章》中无和奸无夫妇治罪条例，指为败坏礼教，得到很大响应。
同时，张之洞认为，律师制度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陪审制度使“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词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
”应该看到，张之洞对律师、陪审制度的反对，是很有些道理的。
清末礼法之争
清末礼法之争作者：王姝苏顾盈颖来源：《检察风云》2016年第14期1902年至1911年，在厉行“新政”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清政府进行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修律活动。
围绕着修律指导思想的确立问题，出现了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又称家族主义派、国情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又称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
从1906年至1911年，双方产生了继春秋战国争论之后，中国法律思想领域的第二次大规模争论，史称“礼法之争”。
最终，《刑事民事诉讼法》未予公布即废，而《大清新刑律》未及资政院全部议完即由清王朝上谕颁布。
清末修律的动议20世纪初，清政府内外交困。
一方面，采取“以华治华”的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危机。
慈禧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论调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激起了很大民愤，为了挽救危局，慈禧只好暂时抛掉“祖制”，宣布实行“新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仓皇西逃的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极言变法之必要，痛斥戊戌变法之荒谬。
光绪二十八年，法律改革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二月初二，清政府下诏命令出使各国大臣搜集各国法律，以资修律时参考;同时命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列者，报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始编纂”。
根据这道谕旨，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保举沈家本和伍廷芳主持修律。
光绪三十年法律馆开馆，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莫瑞等任修律大臣主持修律。
修律大臣们认为，中西的刑制和罪名有着很大差别，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刑罚比西方的更为严厉。
正因为这样，外国旅居中国的人以此为借口，不愿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修律大臣随即指出了三种最重之刑：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
他们称这三种刑法不变通废除，指望别人受我法律约束，无异南辕北辙。
由于当时清政府最关心的就是收回领事裁判权，所以提议很快得到认可：今后凡是死罪，到斩决为止，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缘坐各条除知情者治罪外，其余均予宽容;刺字等项永远删除。
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
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作者：吴志辉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27期【摘要】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在晚清修律过程中，礼教派和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的出台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和礼法关系问题。
“礼法之争”是中西法文化从冲突、对立走向初步整合、融合的必然产物。
礼法之争的法理问题，即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法与近代法的矛盾，成为后人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礼法之争” 沈家本张之洞纲常礼教近代西方刑法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发生在晚清修律过程中，围绕沈家本制定、伍廷芳执笔的《大清新刑律草案》，清廷形成了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首的法理派长达数年的激烈争论，历史上称为“礼法之争”。
双方争论的核心是新刑律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礼教还是近代西方刑法理论。
坚持传统礼教的称礼教派，又称礼派、礼治派、家族主义派、国情派；采用西方刑法理论的叫法理派，亦称法派、法治派、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
“礼法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的矛盾冲突。
实际上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都未能科学地协调西法和国情的关系。
清末“礼法之争”距今已一个多世纪，但双方争论的主题却历久弥新，传统法与现代法、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今天中国法治建设继续思考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因此回顾和反思“礼法之争”，对两派之观点进行反思和评价，对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礼法之争”的过程围绕清末修律产生的“礼法之争”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修律之目标、立法之宗旨、法律之原理、罪名之废立、罚则之轻重等。
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以及礼法关系问题。
礼法之争的具体内容和重点则随草案制定、修改、审核及议决过程而变化，其过程和争论焦点如下：沈家本与张之洞的论争。
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之旨”，改革原有的诉讼审判方式，拟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这是一部迥异于传统诉讼审判原则和制度的新型诉讼法典。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的内容及意义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的内容及意义清末礼法之争啊，这可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呢。
咱得先知道这礼法之争是咋回事儿。
简单来说，就是在清末修律的时候，新派和礼教派之间有了很大的分歧。
新派呢，想引进西方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让咱的法律变得更现代。
礼教派呢，就觉得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礼教可不能丢，这法律得和礼教相结合。
比如说在关于“干名犯义”这个事儿上就有大分歧。
新派觉得这种封建时期的罪名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应该废除。
礼教派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这可是维护家族伦理关系的重要东西啊，要是没了，那不就乱套了吗？就好比一个家庭本来有一套很传统的规矩，突然有人说这规矩都得扔了，按照外面新的方式来，家里的老人肯定觉得不行啊，这就像礼教派的想法一样。
还有关于子孙违反教令这一规定，新派觉得这不该在刑法里规定，这更多的是家庭内部教育的事儿。
礼教派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要管的，子孙要是不听长辈的话，就得用法律来约束，不然礼教何在呢？这就像一群人在讨论一个孩子不听话该咋办。
新派说这是家里自己教育的事儿，别用法律插手。
礼教派就说，这要是不管，就像放羊一样，孩子不就没了约束，到处乱跑了吗？再说说这礼法之争的意义吧。
这可太重要了。
它就像是一场新旧观念的大碰撞。
新派的想法呢，其实是想让咱中国的法律走向世界，和国际接轨。
这就像一个封闭的小村子，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想把这些好东西引进来，让村子变得更好。
礼教派的存在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守护的礼教也是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要是全扔了，就像把自己的根给砍了，这多可怕呀。
通过这场礼法之争，咱中国的法律开始慢慢转型了。
新的法律思想开始一点点地渗透进来。
就好比给一个老旧的房子慢慢地换上新的部件，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在一点点地变好。
这让咱们后来的法律发展有了新的方向，不再只是拘泥于传统的礼教约束。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到底该怎么平衡传统和现代呢？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以前大家都觉得礼教就是天，不可违背。
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对当代的启示
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对当代的启示作者：邢程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1期摘 ;要：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继续维护其统治，开展了一场以礼教派和法理派之间的争论为主的修律运动，这场思想的大争论被称为“礼法之争”。
本文将对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进行阐述，通过对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这场争论的现实影响以及对当代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爭;启示关于“礼”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早在西周时期就认为礼与刑都属于法的一部分，起着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的关于“礼”与“法”的争论，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争论，另一次便是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之间的论战。
本文将对清末的“礼法之争”做初步的分析，从中探寻出当代的可借鉴之处。
一、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概述1.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大门逐渐被帝国主义打开，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
但是，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其内部的封建法制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领事裁判权的建立也使得国家主权大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清政府为继续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向西方的先进制度学习，大量修改法律，进行一些的改革运动。
2.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一直存着在明确的等级制度，清王朝时期亦是如此，其表现就在于祖宗之制不可更动，所以晚晴时的法律已经多年没有修改，与社会严重脱节，与西方先进制度相比其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
清末修律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已达到列强的满意。
因此，清末修律中既把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作为基准，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程度的借鉴。
二、礼教派与法理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1.张之洞的法律思想张之洞生长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在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之后更是深知礼教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对礼教大力推崇。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一、背景清末变法的礼法之争，是指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曾任湖广总督、后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及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
二、双方1、法理派。
该派以沈家本为代表，主张运用“国家主义”等政法理论来改革中国旧法律制度，因在修订《大清新刑律》、《大青民事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常用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来对抗保守派的攻击，因而被称为“法理派”。
2、礼教派。
该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主张修订新法律应当“浑道德与法律与一体”，不应偏离中国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因而被称为“礼教派”。
三、焦点1、“干名犯义”的废存“干名犯义”是指子孙控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得相首匿”，亲属相互告言“亏教伤情，莫此为大”，因此在明清律中“干名犯义”属“十恶”之条。
鉴于此，礼教派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因此“干名犯义”之条大于礼教之事，是传统伦理的根本所在，因而应当在新刑律有所反应。
而法理派根据西方通行法理，指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2、“存留养亲”的废存“存留养亲”指“亲老丁单”时即凶犯属系独子、父母年老有病、家中无其他男丁，考虑到其父母无人奉养，又无其它男丁继承宗嗣，经皇帝特许，可免其死罪，施以其它处罚，令其回家“奉养其亲”的制度。
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从新律中排除。
沈家本则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且指出嘉庆六年上谕中曾表示：“是承祀、留养、非以施仁，实以长奸，转以诱人犯法”。
3、“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的定罪量刑礼教派认为内，无夫奸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而亲属相奸属于“大犯礼教之事”，因此应当在新律中对上述情况有特别规定。
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因此“此事有伤风化，当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
浅析清末礼法之争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册学部：专业：班级：学生：指导教师：论文编号：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编号： 2013230101010论文（设计）题目：浅析清末礼法之争学部：专业：班级：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职称：1、论文（设计）研究目标及主要任务在前人已有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查阅，对清末礼法之争进行分析，进而探究其现实意义，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启示意义。
2、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20世纪初，清王朝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开展了变法修律的活动。
旨在通过这种变革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以及越来越激烈的各阶层的冲突然。
这次自救运动并没有对挽救清王朝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新法的不断出现，礼教派与法理派围绕着“干名存义”、“无奸夫”、“存留养亲”子孙可否向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以及封建家族的伦理制度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争论的根源是对已然在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的礼法合一的反思。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内忧外患地度过了五十来年,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使得清政府认识到变法修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清政府被迫下令进行变法，通过立宪实行新政，兼取中西，以挽救清政府的颓势。
然而这次变法虽参考了西方法治，其主旨却是维护中国的传统礼教。
教派与法理派在清末修律过程中的相互攻击进而相互妥协，使得双方都不能主导此次修律活动。
但在长期的争论过程中，法理派引进了大量先进的西方法律理念，翻译外文文献，培养法律人才，为之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先决条件。
而礼教派的坚持也有效制止了我国建设法治制度是对西方的生搬硬套，引起了学者们关于如何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的思考。
总而言之，此次变法虽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颓势，但是对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变和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3、论文（设计）的基础条件及研究路线作为清朝末期变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礼法之争在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同时，清末历史事件的相关记述完整，史料丰富，便于查阅。
评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评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清末时期，发生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争论，叫做“礼法之争”。
这可不是一般的争论，它关系到当时的法律怎么制定。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以前，大家都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和礼仪来生活。
比如说，见到长辈要行礼，要尊重长辈的意见。
这些礼仪，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人们的生活都串起来了。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外国的交流越来越多。
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和的老规矩不太一样。
这时候，清朝的一些人就觉得，也得改改法律，要学习外国的一些好东西。
于是，就开始了修律。
这修律，就像给一件旧衣服缝缝补补，让它变得更合适。
但是，问题就来了。
有一些人觉得，老祖宗的礼仪和规矩可不能丢，法律得按照这些来制定。
比如说，按照传统的礼仪，儿子要孝顺父母，要是儿子不孝顺，那就是大错特错，法律就得惩罚他。
就像有个小故事，有个小男孩，总是对自己的父母大喊大叫，不尊重他们。
按照老规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小男孩做得不对，应该受到批评教育。
所以，支持传统礼仪的人就觉得，法律得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觉得，现在时代变了，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法律理念。
外国的法律更注重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有自己的权利。
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能随便被别人打断或者惩罚。
这就像在学校里，每个小朋友都有发言的机会，老师不能因为某个小朋友说得不好就不让他说话。
所以，这部分人就希望法律能多考虑这些方面，不要总是按照老规矩来。
这两拨人，就开始争论起来。
支持传统礼仪的人觉得，要是不把礼仪放在法律里，那社会就会乱套，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相处了。
而支持学习外国法律的人则说，要是不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就会落后，会被其他国家欺负。
这场争论，就像两个小朋友在争论到底是吃巧克力好还是吃糖果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不过，这场“礼法之争”最后也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结果。
但是，它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法律到底应该怎么制定，才能让大家都过得更好。
清末修律与礼法之争
传统法律体系的缺陷
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 法律观念落后，注重道德伦理而忽视法治原则 法律执行不力，司法腐败现象严重 法律教育落后，缺乏专业法律人才
改革派人士的推动
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人士的推动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改革派的流亡 清末新政的推行和改革派的回归 改革派在清末修律中的作用和影响
影响了法律教育的方法：礼法之争使得法律教育的方法更加注重实践和应 用，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能力。
促进了法律教育的国际化：礼法之争使得法律教育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 引进了更多的国际法律知识和理念。
清末修律的成果与局限
修律的主要成果
制定《大清新刑 律》，废除肉刑， 实行西方刑罚制 度
改革婚姻制度， 实行一夫一妻制， 禁止买卖婚姻
传统礼法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传统礼法：以儒家 思想为基础，强调 家族、等级、道德
现代法治：以西方 法律体系为基础， 强调平等、公正、 法治
焦点：传统礼法与 现代法治在婚姻、 家庭、财产等方面 存在冲突
结果：清末修律过 程中，传统礼法逐 渐被现代法治所取 代，但某些方面仍 然存在冲突和争议
家族本位与个人权利的平衡
家族本位强调家 族整体利益，主 张维护传统礼法 秩序。
个人权利强调个 人自由和利益， 主张借鉴西方法 律制度。
平衡点在于找到 家族利益和个人 权利的交汇点， 制定适合国情的 法律制度。
清末修律过程中 ，礼法之争的焦 点在于如何平衡 家族本位与个人 权利的关系。
立法原则与司法实践的差异
立法原则：以儒家 思想为指导，强调 道德伦理和社会秩 序
司法实践：以西方 法律体系为参考， 注重法律条文和程 序公正
焦点问题：如何平 衡传统道德观念与 现代法治理念
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
Ｈｉ ｓ ｔ ｏｒ ｙ ＆ ｃｕｌ ｔ ｕｒ ｅ
清末 “ 礼法之争’ ’ 的评价与启示
口 吴志辉
【 摘要 】 清末“ 礼法之争” 是指在晚清修律过程中 ， 礼教派和法理派围绕 《 大清新刑律》 的出台 而展开的激烈争论，
其 中最重大、 最 关键 的论题是礼 教存废 和礼 法关系问题 。“ 礼 法之争” 是中西法文化从 冲突、 对立走向初 步整合、 融 合 的必然产物。 礼法之争的法理问题 ， 即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传统法与近代 法的矛盾， 成为后人 继续思考与探 索
中国的 法治 建 设不 无启 示 意义 。
批驳意见退回修订律馆和法部， 要求他们严格按照修律宗旨重 新修订。 沈家本和修订法律馆在修 改中，“ 于有关伦纪各条，
பைடு நூலகம்
“ 礼法之争” 的过程
恪遵谕旨， 加重一等” ， 修订后送交法部。 法部尚书廷杰在修改 稿 的正文后面加上 《 附则五条》 并将这次修改案定名为 《 修正
法律文化的矛盾冲突。 实际上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 ， 都未 教”的立法之本， 是败坏纲常礼教， 不审国情的立法。 总之， 他
能 科 学 地 协调 西 法 和 国 情 的关 系 。 清末 “ 礼 法 之争 ” 距 今 已一 坚持传统社会的 “ 君臣之伦、 父子之伦、 夫妇之伦和男女有别、
个多世纪， 但双方争论 的主题却历久弥新， 传统法与现代法、
尊卑长幼有序”为刑律立法之本。 １ ９ ０ ９ 年， 清廷综合礼教派的意见， 下达 谕旨强调修订法律
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法律 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矛盾与冲突依
然是今 天中国法 治建设继续思考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 因此回 不能变革 旧律 中有关伦常的条款， 维护天理民彝于不敝实为修 顾和反思 “ 礼法之争” ， 对两派之观点进行反思和评价， 对当今 律之 “ 至要” 宗 旨。 清廷将 《 大清 新刑律草案 》 连 同各大臣的
试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沈家本、杨度等人基于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对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入理解，主张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运用“国家主义”等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为彻底改革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辩护，因而被称为“法理派”。而以曾任湖广总督、后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为代表，包括地方督抚在内的清廷上层官僚、贵族，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故而被称作“礼教派”。
4、关于“子孙违反教令”问题。礼教派认为，“子孙治罪之权，全在祖父母、父母，实为教孝之盛轨。”法理派则指出：“此全是教育上事，应别设感化院之类，以宏教育之方。此无关于刑事，不必规定于刑律中也。”
5、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的问题。礼教派认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像舜帝那样“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绝无“正当防卫”之说。法理派则认为：“国家刑法，是君主对于全国人民的一种限制。父杀其子，君主治以不慈之罪；子杀其父，则治以不孝之罪”，惟有如此“方为平允”。
4、刑罚残酷，除了继续适用封建制五刑外，又设置了充军刑、枷号刑，实行廷杖制度。
六、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交结
明为了巩固帝业，防止臣下朋比结党，内外上下勾结，增设了“奸党罪”，严禁臣下朋党。同时禁止侍臣、后妃、外戚过问、干预朝政。
浅析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浅析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作者：华伟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5年第05期摘要：1902年至1911年，清政府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在厉行“新政”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进行了一次修律活动。
这次修律活动是中国封建法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律转化的开始，但由于二千多年维护纲常等级名分的封建法律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修律的过程中，爆发了一场礼教派和法理派的尖锐斗争。
这场斗争被称为礼法之争，是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就修律的主要指导思想进行的争论。
这场长达近十年的争论，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法律的发展方向，启动了中国法律由封建化向近代化转型。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教派；法理派一、清末修律概述1.清末修律的背景历史是延续的，但永远是变的，因革损益，随时而异，其间仅有缓速显晦之别。
就中国而论，以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最为显著。
致成三千余年之大变局的主因，是由于华夷隔绝之天下，转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处境大非昔比，存亡系于旦夕。
在经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连串沉重打击后，清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性，主动下诏变法，以求图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清廷下诏。
根据谕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举荐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律馆“就目前新政宜改订者，择要译修”。
从此清末修律正式提上日程。
清朝朝野上下，争言变法，包括预备立宪、修订新律、改革官制、司法革新等内容的“新政”也次第展开。
2.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清末变法”是本世纪初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法律变革。
西方列强所施加的政治军事压力，是迫使顽固保守的清政府推动法律变革的重要原因。
折冲樽趄，模范列强成为变法修律的一个直接目标。
但对清朝政府而言，其根本目的是借“变法”之名，敷衍国内的反对势力，缓和各种矛盾，进而挽救垂危的统治，因此变法修律有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教民情”，实质上仍然要维护“三纲五常”观念及其所体现的封建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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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业所谓“礼法之争”，是指在清末变法修律的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淸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
沈家本、杨度等人基于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对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入理解，主张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运用“国家主义”等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为彻底改革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辩护，因而被称为“法理派”。
而以曾任湖广总督、后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为代表，包括地方督抚在内的清廷上层官僚、贵族，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故而被称作“礼教派”。
“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论主要集中在：
1、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问题。
“干名犯义”作为传统法律中的重要罪名，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
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绝不能在新刑律中没有反映。
2、关于“存留养亲”制度。
沈家本等人认为：“古无罪
人留养之法”，“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
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在新律之外。
3、关于“无奸夫”及“亲属相奸”等问题。
“奸非”严重违反传统道德，故传统刑律予以严厉的处罚。
“亲属相奸”更是“大犯礼教之事，故旧律定罪极重”。
因此，礼教派认为新律中也应有特别的规定。
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
”“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
”至于亲属相奸，“此等行同禽兽，固大乖礼教，然究为个人之过恶，未害及社会，旧律重至立决，未免过严。
”因此，依“和奸有夫之妇”条款处以三等有期徒刑即可，“毋庸另立专条”。
4、关于“子孙违反教令”问题。
礼教派认为，“子孙治罪之权，全在祖父母、父母，实为教孝之盛轨。
”法理派则指出：“此全是教育上事，应别设感化院之类，以宏教育之方。
此无关于刑事，不必规定于刑律中也。
”
5、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的问题。
礼教派认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像舜帝那样“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绝无“正当防卫”之说。
法理派则认为：“国家刑法，是君主对于全国人民的一种限制。
父杀其子，君主治以不慈之罪；子杀其父，则治以不孝之罪”，惟有如此“方为平允”。
对“礼法之争”的看法：礼教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法
理派代表资产阶级。
礼法之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什么样的法律的争论。
礼教派和法理派都主张制定法律，但在立法的指导方针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礼教派主张以“礼”为指导的封建法律思想来指导立法；法理派主张以资产阶级法理来指导立法。
而近代礼法之争的结果则是以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而告终。
礼法之争在客观上对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