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代审视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代审视
摘要：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旨在推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世俗运动，是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孕育下兴起的，因此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现代性。

它适于塑造现代人格，培养“犹太新人”，实现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并在世俗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的基础上构建犹太社会。

关键词：犹太复国主义；现代性；犹太人；民族主义；现代人格
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指犹太民族复国还乡的思想。

犹太复国主义即Zionism，此词的词根为zion，是指位于耶路撒冷的一座山的名称，汉译为锡安山。

希伯来先知们把他作为耶路撒冷的精神象征与别称，并把耶路撒冷与犹太国的居民称为“锡安之女”（Daughter of Zion）。

第一圣殿被毁之后，Zion具有了特殊的含义，表述了犹太人队故土耶路撒冷的怀恋之情及回归之愿，也成了散居犹太人宗教生活的一个中心概念，成为犹太遗产的一部分。

[1](P1433)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个现代术语出现于19世纪末，1890年4月，内森·伯恩鲍姆（Nathan Birnbaum）最早使用，后来被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这代表大会正式采用，意指犹太人以回归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为目标的政治运动。

[2](P1032-1033)犹太复国主义还被一些学者解释为“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Secularized Messianism）。

[3](P4)弥赛亚主义一词来源于Messiah，即救世主，他坚信上帝最终会对流散的犹太人负责，就像希伯来先知所预言的那样，上帝通过救世主带领他的人民回到和平、仁爱、充满正义的故土上，在此之前犹太人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上帝的考验与磨练。

这一观念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民族凝聚力。

犹太民族之所以毁而不灭的历史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民族宗教及故土重返的坚定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犹太人造就了《圣经》，而是《圣经》造就了犹太人”，不是上帝选中了犹太民族，而是犹太民族选中了上帝。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是古老的弥赛亚观念的现在复活，即“清除其中的超自然因素，而仅仅保留其政治、社会及一些精神目标”。

[4](P91)也就是说，传统的弥赛亚观念被犹太思想家们进行了现代阐释，用自由、平等、民族、国家等现代理念取代了其中的神秘主义及末世论色彩，从而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现代民族主义观念。

一、民族主义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孕育
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不是由单一的社会力量发起和推动的，而是一个主张复国的各种力量的大联盟，容纳了不同的思想派别，如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社会注意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等，但从其本质及主流来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世俗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

就其产生的历史动力而言，主要来自外部因素的推动，具体来说就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欧洲社会所孕育的民族主义思潮直接推动了复国运动的兴起，用当代研究犹太复国主义史的专家沃尔特·拉克的话来说，“简言之，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而不是犹太区的产物”。

[5](P721) 19世纪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勃兴的时代。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1844年才在社会文本中出现，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及历史现象的民族主义是指以民族为
符号与动力（大多已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及政治文化运动。

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的思想意识，它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市民社会的文化结构密切相关，并由少数知识分子的精英思想发展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因此，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民族主义兴起之初，主要表现为改变现存社会结构，建构民族国家，并在英、法、美等国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成了欧洲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他不仅反映了工业化、现代化时代市民社会的心性结构，而且反映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格局。

与此同时，以“自由”、“平等”、“民主”、“自决”、“解放”、“科学”、“人权”、“主权”等现代理念为旗帜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另一类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在非西欧国家产生。

整个20世纪，民族主义与世界现代化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步发展，已成为并驾齐驱的两大历史潮流，从结构与形态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

民族主义作为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思潮自然影响到了犹太人，“目击了欧洲民主主义的酝酿与发展，并于同时期诞生的犹太复国主义接受了这一进步运动的信条”。

[6](P11)塞缪尔·大卫·卢扎托（简称沙达尔）是犹太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被意大利民族英雄马志尼、加里波第等人的英雄民主主义气节所感染，深为犹太民族缺乏这种把民族理想与圣战结合起来的典范精神及现身意识而担忧。

他批判一些犹太人在追求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为了一个“平等的纯粹幻影而背叛自己的民族观”实在不值得。

在他的作品中极力为保持民族文化而呼吁，反对解放运动与民族传统的脱节，激发犹太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圣地及故土的热爱。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摩西·赫斯及佩雷斯·斯摩棱斯基（PeretzSmolenskin）等都是现代犹太民族主义的早期代言人。

摩西·赫斯首先用流行于东欧和中欧的民族主义概念定义犹太人，强调犹太人不是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特别意义上的种族”，现代犹太人如果否认这一点，不仅被判了自己的宗教，而且背叛了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人民。

他指出改革派对犹太民族性的否定，只能降低人们对犹太教的敬意，使之成为一种被新词藻、新礼仪所掩饰的空洞无物、模糊不清的残骸而已。

摩西·赫斯为复兴犹太民族意识而呼吁，他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就是以极富感染力的个人自白开始的。

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经历了20年的疏远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人民之中，我又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参与其对圣日的庆典，分享其记忆与希望，加入以色列之家的精神及文化事务……一种我一直认为已经永远埋藏在心底的思想再度萌生，这就是我的民族理想——一种与先辈们的遗产及圣地的记忆不可分割的思想感情”。

[7](P43) 1842年出生于俄国，后来一句维也纳的佩雷斯·斯摩棱斯基，反复强调犹太人是一个精神民族，在王国被毁后，其民族性依然存在。

他一方面指出，没有希伯来就没有“托拉”，没有“托拉”就没有犹太民族，试图以“民族情感”的概念来取代“托拉”，所以被称为“精神民族主义”。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阿哈德·哈姆（Ahad Ha-Am）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整个犹太民族应付后格托（Post-Ghetto）局势的一次伟大的、建设性的民族努力”，民族的统一、复兴及自由发展应该成为犹太教所关注的焦点。

阿哈德·哈姆还运用社会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的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来分析民族问题，解释犹太民族主义及民族个性，他的民族主义观念被认为是由“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塑造而成的，而非犹太传统的产物”[8](P76-77)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中明确指出：“我认为，犹太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尽管有时以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出现，它还是一个民族问题。

”[9](P76)他还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一个被痛苦和磨难凝聚在一
起的民族整体，犹太国家是犹太民族的最终归宿，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出现，“一种极为优秀的犹太人将从地球上出现，马卡比家族将再度复兴”。

魏兹曼对世界民族主义运动更是大加赞赏，他在1909年1月24日的一次讲演中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运动称作“新黎明的希望”。

1912年3月27日在一个致学生团体的演讲中，魏兹曼指出：当犹太复国主义实现其目标只时，犹太人现在所缺乏的民族国家就会出现。

这意味民族理想而奋斗的目标不能用数学方法来计算，但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它的可能性。

“当未来的、不再篡改犹太历史的史学家在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时，他会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10](P93)社会学家认为，民族主义往往以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为背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日正是犹太社会内忧外患只时。

19世纪70至80年代，同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从内外两个方面瓦解着犹太阵营。

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古老的回乡观念赋予时代内涵，不仅提出了解决犹太问题的新构想，而且付之于实践，标志着犹太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世界民族主义运动阵营中的迟到者，在没有资金、没有地域、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却依靠犹太人的坚强信念、道德说服力、灵活的领导策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为研究世界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案例。

二、犹太复国主义强调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变
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欧洲人文思想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中世纪以来所造就的逆来顺受、自甘屈辱、怯懦盲从的传统依附性人格进行批判，力图创造现代人格，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

依附性人格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宗教神学的奴役与束缚，人们把上帝的意愿看得高于一切，克制自我情欲，抛弃现世快乐，压抑人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增强了人的依附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中世纪，“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

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

[11](P94)为了培养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格，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家，以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为出发点，挖掘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表述，就是“使神学家变成人学家，从爱神者变成爱人者，从彼世的候补者变成现世的研究者，从天上和地上的君主和贵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奴仆，变成地上的自由和自觉的公民”。

[12](P325)
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滋养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在实现其民族理想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批判传统犹太教戒律、与世隔绝的犹太生活及非犹太社会的敌视态度对犹太人格的严重扭曲。

对传统的犹太人格进行最猛烈抨击的是希伯来作家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Micah Joseph Berdichevsky，1865-1921），他认为长期的流散生涯使犹太人失去了“引导自己行动的广泛的能力”及“生活的完整性”，也养成了“那种本本主义的唯智主义和卑躬屈膝地服从上帝意志的态度”。

他指出：“在我们中间，人们在传统的习俗、法律、教义和判断的重压下正奄奄一息，因为许多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东西窒息了灵魂”，“在历史上，犹太人成了犹太教的附庸，以色列人成了《托拉》的婢女，具体的物质存在成了抽象的精神要素的臣属。

结果，年轻的犹太人将犹太教看作是静止、狭隘和被动的东西。

”[13](P688-P699)别尔季切夫斯基呼吁当代人的使命就是要破坏这种沉闷的气氛，从历史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发挥自我的创造意识，不做谦恭顺从、畏缩不前的“最后一批犹太人”，而要成为自主、独立、具有活力与热情的
“第一批希伯来新人”。

在巴勒斯坦的早期定居者中，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思想家阿龙·大卫·戈登的思想影响很大。

戈登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人意志力的挑战，长期的流散与商业生涯已使犹太人成为轻视体力劳动的非正常的民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犹太人必须从头做起，塑造一种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性格。

在戈登的笔下，人、劳动、自然成了最主要的概念，尤其是劳动成了犹太民族恢复了健全心智、实现人与宇宙合一及民族复兴的基本手段。

这位留着长须、体弱多病、并不熟悉体力劳动的老人，白天坚持耕作，晚上伏案写作。

他的献身精神与工作热情激励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犹太移民们，他们高唱着质朴感人的希伯来歌曲，“我们来改造这块土地，同时也被它所改造”，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弘扬了一种求实进取的民族精神。

戈登把培养“犹太新人”作为犹太现代历史的新起点，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性，正是“这批新人成为以色列国家奠基者中的主导力量”。

[14] (P793 -794)赫茨尔强调，长期生活在隔都中的犹太人养成了一种自私的品性，“表现出了受到不公正的裁决而长期服刑的犯人的特点”。

犹太人虽然在法律条文上获得了解放，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并没有解放，冷漠、失落、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们，他认为犹太人所要缔造的不只是一个犹太国家，而且同时还要培养一种新犹太人。

马丁·布伯也指出，年轻一代人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成为人，并且以犹太人的方式成为人”。

总之，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的观点，对于塑造自觉能动、人性解放的自觉人格，对促使犹太文化及犹太人自身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思想是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本主义精神及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他们的努力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为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现代人格的确立及与此相适应的新价值观念的认同是现代民族主义国家诞生的必须的前提与条件。

三、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建立现代世俗国家
现代民族主义尽管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契机下产生的，因其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现代性。

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它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广泛地运用国家、主权、社会、文化等现代概念提出一套理论程式及行为规范，并通过多种方式而推广于犹太社会，从而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世俗犹太文化的最高水平及最新形态。

犹太复国主义对现代社会理想的建立基本上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自由、平等、博爱是主旋律，但考虑到犹太民族文化、民族经历及民族国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犹太思想家们在建构社会理想时，对世俗主义、集体主义及自由精神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从第一任主席赫茨尔到后来的魏兹曼、古里安都是世俗的犹太人，他们以一系列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价值观念及交往规范而不是宗教原则来证明犹太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指出：我们要把我们的神职人员保留在神殿之中，就像我们的职业军队要保持在军营中一样。

每一个群体都可有自己的拉比作为我们的理想而服务，“拉比将定期从社会和犹太公司那里获得信息并解释给他们的听众”。

[15] (P99)约瑟夫·布劳也分析道：“我们可以把赫茨尔的《犹太国》作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诞生的标志。

赫茨尔的计划是全然世俗的，在他的思想中似乎没有恢复古老的宗教思想的痕迹。

他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为建立一个世俗化国家而奋笔疾书的。

”[16]
( P142)20年代曾担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路易斯·利普斯基(Louis Lipsky，1876 - 1963)在1946年《犹太国》英文版序言中，称赫茨尔是第一个把犹太问题作为国际问题而提出的人，说50 年前问世的《犹太国》是“第一次由一个现代犹太人用现代语言公开表达出来的一种充满活力的观念。

”赫茨尔之后的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也都以建立技术先进、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为目标。

犹太复国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思想分歧，但在建立世俗国家的问题上都已达成共识，只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了例外。

19世纪以来，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及民族主义的兴起，犹太教正统派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以宣传世俗主义和异端邪说为己任，是一种崇拜“人造上帝”的危险而又可怕的现象，他们崇拜的上帝代表的是早已背离了真正上帝的现代人的意志。

但另一部分人却发扬了犹太正统派与犹太复国主义合作的传统，变通自己的信条，从宗教的角度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他们不再固守弥赛亚观念，认为弥赛亚的拯救是一个过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这个过程的开端，犹太人不必等待弥赛亚的拯救，可以人为地促进它的降临。

正是在这种弥赛亚思想的基础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现了合作的愿望。

诚然，希望扩大犹太教在犹太社团和未来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阻止犹太人的世俗化倾向，也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 17 ]后来的历史证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正是因为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弥赛亚观念，顺应了世俗化潮流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投身于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才奠定了犹太教正统派在伊休夫及以色列国家中的国教地位。

集体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追求的另一社会理想。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群体意识是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本能。

但由于生存环境、历史遭际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使不同民族对群体的概念有着不同的领悟与感受。

从公元前135年暴虐的罗马军团血洗圣殿到1948年以色列在炮火中诞生，犹太人的历史充满了灾难“剑锻打成犁铧，矛锻打成镰刀”往往只是一种遥远的期望。

历史的波折、世事的磨难，使这个饱经离散之苦的犹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真切地顿悟到群体的至上与伟大，群体精神已成为犹太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传世之宝，成为他们“文化疆界”的基本内涵，成为犹太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大都是精通传统文化的大师，犹太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建立未来国家的问题上，他们毫不犹豫地扛起了集体主义的大旗。

他们认为，建立犹太国并不只是某些伟人的事情，每一个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复兴都负有责任”，“犹太复国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把这一问题看成了全民性的问题，而不是个体的问题”，其最终目标必然是整个民族的复兴与重塑。

赫茨尔指出，在未来的犹太国中，犹太人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原则来发展自己的共同体，个人积极性将得到鼓励，但要服从于集体利益，犹太公民应当“在集体中确立自己的个性”。

犹太复国主义之所以如此强调集体主义，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也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客观环境密切相关。

读过《圣经》的人也许还会记得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可长期以来经战火、灾害及人为的破坏，昔日的繁荣已荡然无存。

19世纪中期，当马克•吐温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找不出什么值得赞美的景物，他无奈地写道：“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以为，巴勒斯坦当可首屈一指……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令人沉闷伤心的土地。

”世代为商的犹太人，毫无农耕经验，也不习惯体力劳动，与阿拉伯人争夺牧场与耕地的冲突又时有发生，导致了最初
几次移民活动的失败。

这种状况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的担忧，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这种失败再继续下去，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的理想就会化为泡影。

因此，他们号召移民打破个人垦植的局面，依靠集体的力量谋求生存之路。

于是，一些集体性质的生产组织“基布兹”(Kibbutz)和“莫沙夫”(Moshav)等纷纷建立。

正是在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移民中涌现出了一批甘愿为新生活而献身的先锋。

“这些先锋为实现新社会、新国家的梦想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以增强集体利益为乐，他们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前进……他们努力改造人们的心灵，争取全面地恢复民族意志。

” [18](P348-349)
犹太复国主义在推崇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极力追求自由精神的实现。

平斯克认为失去独立和祖国的犹太人成为一个幽灵似的民族，在这种状态下，犹太人不应再高谈什么“永恒的正义”“人类博及爱”而是要首先拯救自己，使自己获得自由与解放。

早期的领导人把复国运动看作是自法国革命以来争取自由与平等的“犹太人解放运动的最后一个步骤”。

[19](P1)阿哈德·哈姆在1904年写的《奴役与自由》一书中即提出犹太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内在自由。

赫茨尔把未来的以色列国描述为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度，在这里，宗教、道德、社会、艺术、文化等各个方面自由发展，男女完全平等，接受免费教育，连“罪犯也不予以处罚，而是接受再教育”。

以色列建国前，在巴勒斯坦出现的一些反英武装组织，也以争取自由为旗帜。

奥地利犹太人依姆(伯尔创作的一首《希望之歌》哈蒂克瓦)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长期流传，后来成了以色列的国歌。

这首歌的主旋律就是回归锡安、做自由之民。

综上所述，犹太复国主义通过激发民族意识、成为大众趋向的象征而推动了犹太民族及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以色列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它以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念为立足点，广泛吸取了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为危机中的犹太社会提供了新的价值认同，既保留了传统犹太教的感召力，也适应了世界现代化、世俗化潮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的冲突，从而证明了“民族主义，在为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量”[20](P38)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

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犹太文化现代化的推动力。

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一般局限性，即对人类现代化运动的推动力与阻碍力并存，以色列建国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宗教与世俗的尖锐冲突及政治现代化的相对滞后性等，无不与这一立国之本及官方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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