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史俊杰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以后，分裂动乱持续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两汉之际佛教从天竺传入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影响中国社会
秦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自己统治下的顺民。

汉朝统治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广大文人怀才不遇，他们之中有隐居田园。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既有排斥、斗争，也有调和、融合，其中以调和、融合为主流，而这个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队中国的政治、思想、建筑、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学发展的概况
秦汉之际，秦皇汉武统一了中国，使中国呈现了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呈现了分裂动乱的局面，而且是秦汉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在这段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和人民。

各个统治集团不断发动战争使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广大劳动人民在现实中无法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无法找到寄托。

而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当时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之说对信佛的人具有极大的引诱力。

因此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播。

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是怎样开始信佛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开始信佛的并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而是宫廷里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

晋室南渡之后，佛教逐渐渗透到了上层士大夫的中间阶层。

据《世说新语》的记载，不仅“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也极其热心于佛理得讨论，这些名士是精通哲理，且长于玄谈的文人。

在当时有不少帝王也信仰佛教，特别是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

其他的帝王如吴大帝、魏明帝、晋元帝、宋文帝、陈后主等伴随着战乱的频繁，以及佛经的中国化，佛教在广大人民中间流行，佛教的信徒也明显增多。

北魏时期，仅都城洛阳的寺庙就多达1300多所，正如古诗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汉末魏初，洛阳有寺，徐州、广陵、许昌有寺。

当时全国的男女信徒逾200万人。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盛
况。

佛教的教义并不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它的传播主要靠当时人们研究的佛经来传播。

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经纶大量译出，如佛教经典《华严经》、《涅槃经》、《楞加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由朔佛、支谶共出的《道行经》，支亮及弟子之谦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而称曰《大明度无极》，竺叔兰之《放光经》，以及支谦的《明度无极》。

中西僧人为之作了大批的注疏，佛教内容关于般若空观，涅槃佛性、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讨论，中国当时那些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且精通哲理，长与玄谈的文人参与研究讨论佛理，他们的理解就常常超出世俗的救赎、供养、施舍、报应，而往往涉及精神的思理，因此很快就出现了很多疑问，这些疑问有时就来自用汉语翻译的佛经。

中西僧人、文人在为这些经典作注疏的，阐述自己的理时，就会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些具有相同观点的僧人就会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佛经，由此形成了南北诸家学派。

南方独有的是“三论学派，十诵学派”，北方所独有的是“四论学派、四分律学派、楞伽学派；南北方皆有的是涅槃学派，毗昙学派，成实学派、摄论学派”。

各学派的人员灵活流动，一个僧徒可以参加不同学派的讨论，因此在当时学派的理论是相对开放的，所以南北诸家学派是形成中国佛教宗派的前奏曲，在佛教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北诸家学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在互相竞、互相交流中成长，发展的。

各个学派在研究佛经是可谓是人才辈出啊。

三论学派的经典《中论》、《百论》与《十二门论》最在后秦是即由鸠摩罗什译出，僧肇等人加以阐释发挥，但三论学派兴起于梁代的僧朗，他因在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经》及三论被后人称为摄山大师，梁武帝曾派僧诠、僧怀等人入山从学三论大义，僧诠研究最有成就。

涅槃学派以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而得名，其核心是“涅槃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就有佛性”。

楞伽学派以钻研和阐释《楞伽经》而形成的学派，此经传到北方后，一些禅学者依据此经修习禅法，影响渐大，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菩提达摩，由他开创的佛法谱系后来发展成为唐朝的禅宗。

在佛教史中，特备是中国的佛教史中需要注意的是南朝的慧远和北方的鸠摩罗什。

慧远以南方的庐山为中心，在江南的朝廷与知识阶层广泛的结交朋友，一方面捍卫着佛教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加速着佛教的世俗化，他以神不灭、三世说、出世论以及念佛三昧的方法把佛教推向了中国的思想界，而来自异域的鸠摩罗什，则以他众多的佛经翻译，准确而流畅地把更加精深博大的佛学介绍给了中国的知识阶层。

再以后，当鸠摩罗什的学生竺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活跃在中国的上流社会，并真正地给中国知识阶层阐扬与解释来自大乘佛教的思想。

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佛教深受广大平民百姓喜爱，但是佛教被广大人民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一番斗争才被接受，因此我们说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僧侣文人将深奥的佛经通俗化，并且塑造出通俗形象的宗教信仰，给当时的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信众找到了精神寄托，进而实现中国化的佛教。

在当时佛教信仰中，除了佛祖如来外，影响较大的是观世音信仰、弥勒信仰和阿弥托佛净土信仰。

《观世音三昧经》阐述了观世音信仰的理论和实践。

《观无量寿经》中说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西方三圣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出现观世音显灵的神话，促使观世音信仰发展较快。

而且在南北朝时期，汉地开始出现妇女形象的观世音菩萨华佛像，隋唐以后进一步将观世音大慈大悲的特性定格为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

南北朝时期，弥勒佛信仰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有人统计，在丝绸之路两旁，人们开凿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群中，除了释迦佛像，就是弥勒佛像，并且占了很大比重。

阿弥陀佛是佛教经典中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因能接引念佛人往生，故又称“接引佛”。

关于阿弥陀佛的经典，主要有《阿弥陀佛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及世亲所著的《往生论》。

这些经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陆续译出，主要宣扬阿弥陀佛所具有的无穷愿力。

以上佛教信仰的流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国民间的灵魂不灭等宗教观念和祭祀、祈福等社会习俗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百姓的神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当佛教发展过快过猛，特别是佛教发展在经济上侵犯了世俗地主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思想上猛烈冲击着儒学的正统地位时，便会受到各级官僚从儒家立场上发出的抨击，在政治上表现为限佛和灭佛。

例如东晋恒玄限佛，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在理论上，则主要从纲常理论角度去批判、否定佛教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理论斗争尽管激烈，但一般都没有完全否定对方的理论价值，并且他们在理论上的争辩始终没有中断过。

其中比较大的争论主要是围绕一下几个主题而展开的。

一、儒、佛关于沙门敬王之争；二、儒、佛关于“黑白论之争”；三、佛、道关于“夷夏论”之争，在魏晋南北朝三教之争中几乎每次都涉及这一问题，这个争论在宋齐之际达到了高潮。

其中佛、儒关于神灭论之争，齐梁之际，范缜著《神灭论》对佛教所谓的“神不灭论”进行了批判，由于梁武帝佛，他组织了一批名僧、名士撰写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反击，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次关于形神关系的大讨论。

范缜及其反对者基本上是中国式的、玄学化的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分为两类——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佛教的发展和盛行对我国志怪小说影响是多方面的。

除了在故事中表现佛教的观念思想外，就是直接将佛经的寓言和传说改写成志怪小说。

当时的一些志怪小说故事，其构思、幻想形式以及主要情节都直接来自佛经中的寓言或传说，使志怪小说显得更加斑斓多姿。

其次佛教的盛行，佛经的大量翻译，对中国的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佛经的翻译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展。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四就曾指出过：“音韵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在健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儒佛，吟诗作文，并造经吹新声。

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作用。

杨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的情况，他的作品使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此外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丰富了想象的世界。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三生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于此同时，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大大丰富，如“姻
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词语；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醒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的观念。

佛教对中国的行政官僚体制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发展，信徒的增多，统治者为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会设置官吏和机构，从而对当时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僧官制度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此后各朝沿袭，但是每代都有变革。

自汉代到西晋，国内的寺院和僧尼并不多，且译事和法事尚属首创，这时的佛教事务一般又接待宾客朝觐的大鸿胪寺掌管。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迅猛发展，寺院逐渐增加，出现了不少名僧，特别是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和北魏时期发展更为迅速，这时北方的一些国家开始设置僧官。

北魏道武帝于始皇年间，礼征赵郡沙门赴京师，后以为“监福曹道人统”，令他统管全国的僧徒。

后勤时期，僧尼激增，秦主姚兴就任命义学沙门僧契为僧方（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文武为僧录，掌管秦地僧尼事务，这是我国佛教有官方管理机构和设置僧官的开始。

南北朝时期，佛教快速发展，僧事日益繁多，北魏文成帝时对管理佛教的机构和僧官制度作了一次调整。

如将中央改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义统为沙门统，又称昭玄统，其下设都维那等机构；在诸州、镇、郡设维那、上座、寺主等，分别掌管中央、地方各寺庙僧务。

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也均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僧官，北齐则沿袭北魏的僧官制度并有所发展。

如掌管佛教的总机构成为昭玄寺，列为朝廷诸卿之一，在昭玄寺之外，北齐鸿胪寺将所属典寺设有僧邸部丞一人，执掌佛教事务。

北周僧官制度有了较大的改革，中央设有春官卿，春官下属官员只有典命一人，主管沙门、道士之法；又在宗正卿下面别置司寇上士、中士。

专管沙门之事。

在南朝，僧官设置基本上沿袭后秦制度，唯在名称、人数方面略有变化。

在齐、梁、陈时代将能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均称为僧正或僧主，而只管某一寺院事务的僧官则为法主或寺主，由皇帝敕受。

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以后佛经翻译的盛行，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为后世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为政治与宗教，宗教与世俗伦理，以及价值和文化的多元性能否调和、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积累了经验。